永州檢察官為兒子強奸未成年做無罪辯護：“大義滅親”的現實沖突

2025年12月19日，湖南永州中級人民法院再審法庭內，一場持續四個半小時的庭審成為輿論焦點。曾擔任藍山縣檢察院副檢察長的劉志軍，以辯護人身份為涉嫌強奸兩名未滿14周歲幼女的兒子劉某赟作無罪辯護。這場“父親-兒子”“檢察官-罪犯”的雙重身份疊加，將傳統倫理與現代法治的沖突推至前臺。

法庭上最刺眼的，是辯護人席上那道曾在檢察系統深耕三十余年的身影。劉志軍的每一次發言，都在兩種身份間掙扎：他熟練運用檢察官生涯積累的證據審查技巧，以“詢問未成年被害人未全程錄音錄像”“被害人年齡存疑”“體貌特征描述矛盾”等23項證據瑕疵展開攻防；但當提到“我兒子只是一時糊涂”時，聲音里的顫抖又暴露了作為父親的真實情感。

這種撕裂感讓法庭陷入倫理尷尬：我們究竟是在審判犯罪嫌疑人，還是在審視一位父親的選擇？劉志軍的“專業救子”行為，是否構成對職業倫理的背叛？是否在利用公共權力資源為私人利益服務？

案件中更令人不安的，是職業身份與犯罪行為的共謀。28歲的劉某赟作為鄉鎮衛生院醫生，利用白大褂構建的信任感實施犯罪，這種利用職業信任突破邊界的行為，社會危害性遠超過一般強奸。

法庭出示的證據揭示了令人痛心的后果：兩名幼女因遭受性侵害，出現“抑郁狀態”“自傷行為”“被迫轉學”等嚴重心理創傷。

更具爭議的是劉志軍的檢察官身份所帶來的隱性影響。盡管他并非本案原辦案人員，盡管法律未禁止檢察官為親屬辯護，但檢察官身份代表的司法系統關系網絡、對程序的熟悉程度，都可能構成隱性權力場域。這種“場域效應”是否會影響法庭的中立性？

二審法院將刑期從八年減至六年的判決，雖未直接關聯辯護策略，但“未使用暴力”“未造成嚴重后果”的改判理由，與辯護方強調的“證據瑕疵”形成呼應。這引發質疑：所謂“未造成嚴重后果”，是否忽視了未成年人的長期心理創傷？所謂“未使用暴力”，是否低估了利用職業信任犯罪的主觀惡性？

永州案件折射出現行司法制度的一些漏洞。首先是回避制度的局限性：跨縣審理無法消解倫理風險，非職務行為的身份切割難以消除疑慮。當司法人員面對曾是“同行”的辯護人時，職業默契與人情因素是否會影響判斷？

更觸目驚心的是精神損害賠償的嚴重不足。286.24元的賠償金額，僅夠購買三盒消炎藥，與受害者的巨大心理創傷形成荒誕對比。這種“身體損傷即醫療票據”的賠償邏輯，本質上是將未成年人的精神創傷排除在司法救濟之外?，F行法律對精神損害賠償規定過于原則化，缺乏具體量化標準，導致司法實踐中常以“無明確依據”為由壓縮賠償。

案件也暴露了我們在未成年人保護、司法倫理建設等方面的不足：

首先，必須建立未成年人精神損害賠償量化標準，將心理評估報告、轉學記錄、長期治療費用等納入賠償范圍，明確最低限額。對利用職業身份實施的性侵害，應引入懲罰性賠償制度，讓犯罪成本匹配“終生恐懼”的代價。

其次，完善司法倫理規范體系，對公職司法人員的辯護行為進行更嚴格限制，建立跨區域案件的倫理審查機制，防止隱性權力場域形成。

最后，強化對利用職業身份犯罪的打擊力度，在刑法中增設“利用職業便利實施性侵罪”，提高法定刑幅度，體現對職業背叛行為的零容忍。

真正的司法公正，永遠建立在“法律面前無特權”的基石之上。永州案件或許會淡出公眾視野，但它留給我們的思考不應停止。保護每一個未成年人的安全與尊嚴，不僅是法律責任，更是文明社會的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