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虎門銷煙到暮年沉郁，林則徐最后十年為何歸于低調？

林則徐，字少穆。是嘉慶十六年進士，從翰林編修起步、而后出任江蘇按察使、東河總督、江蘇巡撫、在任湖廣總督期間，大力開展禁煙運動。道光十九年以欽差大臣赴廣東禁煙時，將外國鴉片商人交出鴉片，并將沒收鴉片于虎門銷毀。就此引發第一次鴉片戰爭。戰爭爆發后不久后被構陷革職遣戍伊犁，道光二十五年重獲起用，但此時林則徐已經不負當年之氣魄，徹底頹了。

道光二十二年，當時的林則徐以“戴罪之身”在開封祥投身黃河大堤修復工作，應該說，此時林則徐一直工作在抗洪治河的一線上，在林則徐的治理下，黃河大堤已趕在春汛前修復完工。

就在這個時候，消息傳來，清軍慘敗于英夷，為此道光帝在諭旨中表示，所有參與治河的官員都得到獎賞，但林則徐得到的只有道光帝一句話：“林則徐仍遵前旨即行起解，發往伊犁效力贖罪”，顯然，道光將戰爭的失敗都賴在了林則徐的身上。

戰前，林則徐對擊敗英國信心滿滿。比如在寫給英國國王的信里，林則徐就說了：“如茶葉大黃，外國所不可一日無者也；中國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則夷人何以為生”？

也就是說，他也認為英國人的生活離不開中國特產茶葉和大黃。所以一旦斷絕貿易，英國人就“無以為生”了。而關于英軍的戰斗力，在給道光皇帝的奏折里，林則徐的意思是，英國人的厲害無非海上厲害，除此之外一無所長，尤其他們的步兵腿裹得太緊了，屈伸不便，一上岸就廢了直到定海失陷后，林則徐仍然堅持這種看法，而這種看法卻是來自當年馬格爾尼拜會乾隆。

當時因為馬格爾尼是否下跪交涉了半天，最后雙方各退一步，馬格爾尼單腿下跪才得以解決，但傳來傳去就成了英國人的腿不會打彎。而當林則徐發現英軍“渾身纏裹，腰腿僵直”，一趴下就站不起來，更是認定此事。在林則徐看來，莫說是清軍兵勇可以“手刃數夷”，就算是個平頭百姓，都足以要了英軍士兵的命。

可結果卻是，大清一直敗，從頭輸到尾，不僅海戰打不過，陸戰也毫無還手之力。作為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中西之間的差距，這一回林則徐才算終于看透了，而且看得那么痛，但為時已晚。

僅僅只是戰敗的打擊還不夠。更大的指責卻來自皇帝，由于清廷將中英開戰歸咎于林則徐禁煙不善，自戰事不利于清廷開始，朝中關于林則徐的非議便鋪天蓋地。在許多人看來，若要與英國議和，首先就要懲辦林則徐。

當初道光帝委任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到廣東督辦禁煙時，曾明確表示要林則徐“力杜來源”，而自己“斷不遙制”。如今這“斷不遙制”變成了“誤國誤民，辦理不善”的詰責，變成了“廢弛營務，辦理殊未妥協，深負委任”的判詞：“從重發往伊犁，效力贖罪。”最后的結果就是這位以“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立誓的欽差大臣，一夜之間從禁煙功臣淪為“誤國罪臣”。

在前往新疆的途中，林則徐寫信給朋友。在信里，他談起中英兩國之間的巨大差距：“彼之大炮遠及十里內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內地之放排槍，連聲不斷。我放一炮后，須輾轉移時，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無他深巧耳。不此之務，既遠調百萬貔貅，恐只供臨敵之一哄……徐嘗謂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膽壯心齊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令此一物置之不講，真令岳、韓束手，奈何奈何”！

中英之間軍事上的差距，林則徐這段話說的很透徹、很形象。在清廷的官僚中，這大概是最早透露出“向西方學習”的意思。緊跟著，林則徐又寫了一句話，特別囑咐收信人“不要給別人看”。也就是說，他并不打算將這一想法公諸于世，顯然林則徐也知道，他的這番看法過于“驚世駭俗，駭人聽聞”。

當年，在貶謫路上經過揚州的時候，林則徐將自己在廣州收集、翻譯、整理的各種國外信息，以及未完成的《四洲志》手稿轉交好友魏源，囑咐他將此書完成。之后，無論林則徐身處何地，身為何職，林則徐都沒有公開提起過“洋務”“師夷”這樣的主張，遑論大力倡導，因為他也知道，他的看法根本不容于當時的政治環境。

再就是以林則徐“罪臣”的身份，前有皇帝諭旨，罰戍新疆；后有大臣清議，指指點點，在大清新敗之際，說出“洋務”“師夷”這樣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的話，這讓皇帝的尊嚴往哪里擱？朝廷的顏面又往那里放，這樣的言論，不僅打擾了做“上國夢”的人，又把自己往火坑里推。權衡之下，林則徐選擇了明哲保身，選擇了“避一避”。他雖然愛國，但環境險惡，也讓他心生忌憚。

昔日在廣東禁煙，那個懷著“死生有命，成敗在天”的心情，豪言“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的林則徐，已經隨著鴉片戰爭散去的硝煙，一去不復返了。

道光二十二年秋，林則徐終于抵達新疆，在這里林則徐對國家時局，尤其東南形勢，他三緘其口；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治下的民生、西北的塞防。三年后，戍疆三年的林則徐而后累遷陜甘總督、云貴總督等職。任上，林則徐兢兢業業，本本分分，作為一個聽話的大臣，繼續為清廷維穩。道光二十九年，重病的林則徐請辭，并在次年三月回到故鄉福建侯官，道光三十年，太平天國起義，林則徐再度被清廷任命為欽差大臣，前往廣西督辦軍務，鎮壓太平軍。然而17天過后，行至普寧的林則徐去世，享年66歲。

林則徐還是帶著他想說卻終沒能說出口的話，住進了墳墓里。此時的魏源就已完成林則徐的囑托，完成《海國圖志》50卷的編纂。到咸豐二年全書內容已達100卷之多。

在這部鴻篇巨著里，西方的科技、世界地理，以及主要西方國家的歷史都有介紹。魏源更直截了當地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正如林則徐當年所慮，此時的大清上至皇帝下至草民，都不需要這樣的聲音。林則徐、魏源等人的心血被當做“奇聞”，而那些圖書卻啟蒙了日本，直到甲午戰爭之后，這部《海國圖志》才出口轉內銷讓當時的中國人大開眼界，當得知《海國圖志》原版來自中國的時候，讓天朝上下無不啞然。

林則徐死了，幾十年后成為民族英雄為人們所紀念。不過，也有人責備林則徐，說他人生最后十年慫了，說假如他那時能振臂高呼，“洋務運動”或許能早二十年到來，即便最終救不了中國，好歹也不至于落得后來那樣慘。

林則徐沒有錯，錯的是那個時代。在當時，沒有人愿意面對現實。雖然戰敗，可謂天朝上國的美夢卻繼續做。且任何“人家比咱強”的聲音，都會被視作異類。而林則徐，作為一個深受儒家思想浸染的清廷官員，他愛國，憂國，卻也畏人言。歷史的吊詭之處就在于，林則徐常有，但配得上林則徐的時代，罕見。

當我們紀念林則徐時，不應只銘記他禁煙的功績，更應銘記他在時代困局中的掙扎與擔當——因為正是這種“于無聲處聽驚雷”的韌性，才讓中華民族在一次次絕境中，總能生出重新站起來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