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說薩爾滸之戰后，明朝再也無法遏制后金的崛起？

明萬歷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1619年），在得知薩爾滸之戰大敗后，萬歷皇帝朱翊鈞不僅仰天痛哭。

這一戰對于大明王朝而言，絕非是一場普通的軍事失利，而是對明王朝來說足以動搖國本的一次毀滅性打擊。

在此戰之前，明朝雖然已顯頹勢，但遼東局勢仍在可控范圍之內。

而在此戰之后，明帝國的衰落宛如決堤之水一般，再也不可逆轉。

明朝自1368年立國以來，對遼東的經營本有章法，衛所制度也曾讓整個大明的邊疆固若金湯。

但到了萬歷朝，因為土地兼并之風愈演愈烈，衛所士兵大量逃亡，剩下的多是一些老弱殘兵，致使遼東防務名存實亡。

反觀當時快速崛起的后金政權，努爾哈赤以十三副鎧甲起兵。

通過赫圖阿拉稱汗、統一女真各部等一系列操作，整合女真部族力量，建立八旗制度，軍事組織高效務實，短短時間內就已成長為明朝在遼東的強勁對手。

萬歷皇帝早年在張居正的輔佐下，明朝曾迎來 “萬歷中興” 的短暫回光。

注：朱翊鈞在位的頭十五年，國家收入大增，商品經濟空前繁榮、科學巨匠迭出、社會風尚呈現出活潑開放的新鮮氣息，加上能夠解決國防邊患的問題，《明史》稱為“中外乂安，海內殷阜”，后世稱該時期為“萬歷中興”。

可張居正去世后，萬歷逐漸怠政，朝堂黨爭不斷，官僚體系運轉失靈。

明朝內部對遼東戰略反復拉扯沒有定論，主戰、主和之爭反復拉鋸，并且在對后金崛起的應對策略上更是屢屢出現判斷失誤。

萬歷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在經過認真準備和精心籌劃之后，努爾哈赤在農歷四月十三日以“七大恨”誓師反明，歷數明朝對女真的七大罪狀，正式對明宣戰。

最終，在不得不戰的情況之下，萬歷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1619年）二月，朝廷任命楊鎬為統帥，集結全國20萬精銳，加上葉赫部、朝鮮軍隊，號稱47萬兵分四路進攻后金都城赫圖阿拉。

可是，楊鎬的軍事部署犯了兵家大忌：四路大軍兵力分散，信息傳遞全靠驛傳，難以做到協同作戰；且各路將領之間存在矛盾，如杜松與劉綎素有嫌隙，導致指揮難以統一。

還有一個情況，那就是在四路明軍出動之前，明軍這邊的作戰計劃已經被努爾哈赤得知。

努爾哈赤在知悉明軍行動后，認為明軍南北二路道路險阻，路途遙遠，不能即至，宜先敗其中路之兵，于是決定采取“憑你幾路來，我只一路去”的集中兵力、逐路擊破的作戰方針，將6萬兵力集結于都城附近，準備迎戰。

他先是集中兵力在薩爾滸一帶擊敗杜松的西路軍，杜松戰死；

接著北上擊敗馬林的北路軍，馬林僅以身免；

隨后又掉頭東進，在阿布達里崗設伏斬殺劉綎，擊潰東路軍；

李如柏的南路軍聽聞三路皆敗，不戰而逃。

這一戰對于明朝來講，不僅是兵力上的損失，更是國家戰略威懾力的崩塌已經作為東亞宗主國的威望下跌。

比如朝鮮王朝的光海君就在戰爭結束后立刻派遣使者去后金致謝歸還俘虜，從此對后金與明朝采取中立政策。

為了彌補敗局，萬歷終于打破二十年怠政慣例，開始傾盡全國之力馳援遼東。

他下詔抽調九邊防務以充實遼東軍力，搜刮全國財富以供應遼東軍餉，將帝國資源向遼東傾斜。

同時罷免楊鎬，啟用熊廷弼為遼東經略，并專門對其上疏的所有奏折親自批復，賦予尚方寶劍與獨立決策權，還緊急調撥 300 萬兩白銀補充軍費；

除了這些之外，萬歷還支持熊廷弼實施屯田政策，在遼陽等地開墾 130 萬畝良田以保障駐軍供給。

而熊廷弼也是不負所托，以 “遼人守遼土” 的策略終于重建了遼東地區的防御體系，暫時穩住了遼陽、沈陽等遼東重鎮。

可天不遂人愿，就在遼東局勢正在恢復并向好的時候，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萬歷皇帝在弘德殿去世，終年五十八歲。

萬歷皇帝的突然去世，讓針對遼東的一些后續政策失去了最有力的支持者。

之后，隨著遼陽、沈陽等地相繼失守，明王朝在事實上再也無力遏制后金的崛起。

薩爾滸之戰讓明朝軍事力量遭受重創，為了應對遼東戰局，明朝不斷加征賦稅，遼餉成為壓垮百姓的最后一根稻草，各地起義風起云涌。

此戰也讓后金的實力得到檢驗和提升，努爾哈赤的威望空前高漲，后金從此由戰略防御轉向戰略進攻，開始明目張膽的一步步蠶食明朝疆域。

此戰也改變了東北亞的政治格局，后金從地方割據勢力升級為明朝主要威脅。

可以說，薩爾滸之戰是明帝國由盛轉衰的標志性事件，它不僅改變了遼東的戰略格局，更在明朝的國運軌跡上刻下了一道難以逆轉的向下拐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