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為什么喜歡陳毅？因為陳毅有六大優點，難怪被偉人偏愛

按規矩，元帥的肩上得扛著長征路上的風雪，可十大元帥里，偏偏有那么一位，沒走完那兩萬五千里。

按規矩，主席的身體狀況，是不興參加追悼會的，可為了這個人，他穿著睡鞋就從屋里出來了。

這個人，就是陳毅。

這事兒，得從1972年1月10號那天說起。

那天北京城里，天跟個冰窖似的，八寶山的禮堂里更是沒點熱乎氣。

陳毅元帥的追悼會正準備開始，來的人都穿著厚棉襖，神情肅穆。

流程單子早就定好了，誰來誰不來，都有數。

可就在下午一點多，節骨眼上，門口突然一陣騷動。

一輛紅旗轎車停穩，車門一開，下來一位老人家，裹著件灰大衣，底下露出的，竟然是一雙布睡鞋。

旁邊人趕緊扶著，大家伙兒定睛一看，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來的人是毛主席。

他不在名單上，誰都知道他病了很久，輕易不出門。

可他就是來了，步子有點慢，但很穩，徑直往里走。

陳毅的夫人張茜又驚又悲，趕緊迎上去，眼淚就在眼眶里打轉：“主席，您身體這樣，這兒又冷，您怎么能來呢？”

毛主席輕輕擺了擺手，沒多說客套話，眼神直勾勾地盯著陳毅的遺像，那聲音不大，但在場的人聽得清清楚楚，一字一句都砸在心上：“我也要來參加陳毅同志的追悼會。

陳毅同志，是一個好同志。”

就這么一句話，在那個年頭，比什么都重。

主席身邊的人后來回憶，主席這輩子，戰友、故交數不清，但陳毅絕對是最特別的一個。

這份特別，不是說出來的，是拿命換來的，是骨子里的東西。

要說清這份交情，得把時間往回倒個幾十年，倒回那個血雨腥風，連活下去都是奢望的年代。

1934年，中央紅軍的大部隊要走了，要去走那條后來名震天下的長征路。

可陳毅走不了，他腿上受了重傷，在周恩來的催促下剛動完手術，麻藥勁兒還沒過，人就躺在擔架上。

等他徹底清醒過來，紅軍主力已經走遠了，連個影子都看不見了。

留給他的，是江西南部那片紅土地，但那時候，這片土地已經變了顏色，到處都是國民黨的搜山隊，白花花的刺刀晃得人眼暈。

他和項英帶著一小撮人，成了被組織扔下的“孤兒”，任務只有一個，也是最難的：把革命的火種留下來。

接下來的三年，是中國革命史上最苦、最沒人知道的一段日子。

他們跟中央徹底斷了線，不知道大部隊是死是活，更不知道革命還有沒有明天。

就像一群在大海里抱著塊木板的人，四面八方都是要把你吞掉的浪。

敵人跟瘋了一樣，一輪一輪地“清剿”，山里頭整天都是槍聲。

他們這些人，沒吃的就挖草根，沒住的就鉆山洞，最怕的是生病受傷。

陳毅腿上的傷口好不了，沒藥，只能用鹽水一遍遍地沖，那滋味，跟拿刀子剜肉沒兩樣。

多少個晚上，他們擠在又濕又冷的山洞里，聽著外頭的風聲狗叫，心里頭只有一個念頭：天亮了，還能不能看見太陽？

這不光是身上受罪，更是心里頭受折磨。

沒上級，沒指示，身邊的人一個接一個倒下，換了意志不堅定的人，早就垮了。

可陳毅沒垮。

他心里頭那根弦，越是在這種時候繃得越緊。

當時，他和項英身上還帶著黨組織留下的一筆錢，一些金條。

夏天衣服薄，金條沉甸甸地揣在腰里，鼓鼓囊囊的，生怕被人看出來。

陳毅心里不安，他把剩下的人都叫過來，把金條、銀元往地上一攤，當著所有人的面說：“這是黨的錢，是我們的命根子。

萬一我們哪個犧牲了，尸首可以不要，這錢，拼了命也得帶出去，不能便宜了敵人！”

說完，他把錢分給幾個最可靠的同志保管，自己身上一分錢不留。

這哪是分錢，這是在交代后事，是把黨的家當看得比自己的命還重。

最懸的一次，是1936年冬天。

陳毅他們被堵在梅山，二十多天，糧食斷了，身上又冷又餓，個個都成了人干。

他覺得自己這次是真要交代在這兒了，突圍是沒指望了。

在那種情況下，人會想什么？

想家？

想老婆孩子？

陳毅沒寫遺書，他摸出一支筆，在一張破紙上寫下了三首詩，就是后來傳遍天下的《梅嶺三章》。

詩里頭有這么一句：“取義成仁今日事，人間遍種自由花。”

意思很明白，我今天死在這兒，沒什么了不起，就是為了讓全天下的老百姓，將來能過上好日子。

這不是一個打了敗仗的將軍在唉聲嘆氣，這是一個革命者在跟這個世界做最后的告別，也是在向未來許下最莊嚴的承諾。

后來，當毛主席和走完長征的同志們終于聯系上南方的游擊隊，讀到這首詩的時候，心里頭的震撼是沒法用話說的。

他們在那邊爬雪山過草地，陳毅在這邊孤軍奮戰，用三年的堅守證明了一件事：哪怕跟組織斷了線，他心里的那盞燈也從來沒滅過。

這份忠誠，比任何軍功章都亮。

陳毅這個人，有意思的地方還在于，他既能舞槍弄棒，也能提筆寫詩，是個文武全才。

這種氣質，跟毛主席特別對脾氣。

想當年在井岡山，紅軍剛起家那會兒，“朱毛之爭”鬧得挺兇。

朱德和毛澤東，兩個領頭人，在帶兵打仗的法子上想法不一樣，經常吵得臉紅脖子粗，誰也不服誰。

陳毅夾在中間，難受得很。

他沒選邊站，也沒躲清靜，就跟個和事佬一樣，兩頭跑，兩頭勸。

今天跟朱德說，主席的想法有道理；明天跟毛澤東講，朱軍長的顧慮也得考慮。

就因為這個，毛主席當面點過他：“你這是和稀泥！”

意思是你這人沒原則。

換了別人，挨了這么一句，心里肯定不舒服。

可陳毅沒往心里去，他認這個理：朱毛朱毛，分開了哪個都不行，“朱毛”這面旗要是倒了，紅軍就完了。

他寧可自己受點委屈，也要把這個家給撐住了。

這種顧全大局、不計較個人得失的勁頭，毛主席是看在眼里的。

他知道，隊伍里光有能沖鋒陷陣的猛將不夠，還得有陳毅這樣能把大家伙兒捏合到一塊的“黏合劑”。

后來新中國成立了，陳毅當了外交部長。

他那股子豪爽勁兒，到了外交場合，就變成了一種讓對手害怕的硬氣。

那時候，西方那些記者老是變著法兒地刁難我們。

陳毅開記者會，從來不跟你繞彎子。

有一次，一個記者提了個很壞的問題，陳毅當場就把桌子拍了，把墨鏡往旁邊一扔，指著那人就開罵，話說得又直又狠，把對方噎得半天說不出話來。

這種做法，在有些人看來可能有點“出格”，不符合外交禮節。

但在毛主席看來，這恰恰是一個共產黨人該有的樣子，對自家人要坦誠，對敵人就得硬氣。

更難得的是，他和毛主席還有一個共同的愛好：寫詩。

陳毅從小就愛讀書，一輩子寫了三百多首詩，特別是律詩，寫得那叫一個地道，人稱“元帥詩人”。

毛主席自己就是個詩詞大家，對陳毅的才華那是相當欣賞，甚至跟陳毅開玩笑說：“我的律詩，寫不過你喲！”

他們倆經常你寫一首，我和一首，用詩詞交流。

這不光是文人之間的消遣，更是兩個偉大的靈魂在思想上、感情上的碰撞。

從打仗到治國，再到寫詩，他們在很多層面上，都是真正的知己。

到了1955年評軍銜，這事兒就更能看出陳毅的特殊性了。

當時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已經到地方工作的軍隊干部，原則上就不參加評銜了。

陳毅那時候是上海市市長，按理說，元帥的名單里沒他。

是周恩來總理站了出來，力排眾議。

他專門跟主席講：“陳毅同志是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的代表，是我們紅軍一個重要方面軍的象征，從哪方面說，這個元帥都得給他！”

周總理還舉了蘇聯的例子，說人家布爾加寧也是帶兵的元帥，后來也搞政府工作。

陳毅那三年的苦，那份功勞，足夠頂上長征了。

最后，是毛主席拍了板。

于是，陳毅就成了十大元帥里，唯一一個沒走完長征的。

這個“破例”，不是隨隨便便給的，是對他那段孤懸敵后歷史的最高認可，也是毛主席心里那份特殊信任的最好證明。

從接管亂成一鍋粥的上海，用鐵腕手段打贏“銀元之戰”，穩住經濟；到在國際舞臺上跟人唇槍舌劍，為新中國爭口氣；再到后來自己也遇到了不順心的事，依然樂呵呵的，寫詩，下棋…

陳毅這一輩子，活得就像他詩里寫的那樣：“大雪壓青松，青松挺且直。”

時間再回到1972年那個冰冷的追悼會。

毛主席的突然出現，是他對這位老朋友最后的告別。

他送的，不光是一位元帥，更是在最黑的夜里，替他在南方守著一盞燈的戰友；是一個能跟他用詩詞說心里話的知己；是一個敢當面跟他“和稀泥”，也敢在敵人面前拍桌子的漢子。

那句“陳毅是一個好同志”，穿過了幾十年的風風雨雨，給這段不尋常的友誼，畫上了一個最重的句號。

毛主席后來又對張茜說，他要保陳毅，但沒有保住，這句沉重的話語，也成了歷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