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岡村寧次作無罪辯護的中國律師，晚年家破人亡無人照顧

1949 年初的上海，一場審判牽動全國人心。

受審者是侵華日軍最高司令官岡村寧次，這個主導 “三光” 政策、策劃多次 “大掃蕩”，僅 1942 年就造成華北 270 萬平民喪生的甲級戰(zhàn)犯，本該為累累罪行付出代價。但最終法庭宣判的 “無罪” 二字，讓舉國嘩然。

而在這場審判中，站出來為岡村寧次作無罪辯護的，竟有三位中國律師，江一平便是其中最知名的一位。

江一平曾是民國司法界的風云人物。他出身浙江余杭的知識分子家庭，先后就讀于圣約翰大學、復旦大學和東吳大學，專攻法律專業(yè)，憑借扎實的學識和鮮明的立場嶄露頭角。

27 歲時，他為 “五卅” 運動中的愛國學生出庭辯護，不顧風險伸張正義，贏得廣泛贊譽。此后，他擔任復旦大學校董、上海律師公會常委，甚至當選制憲國民大會代表，成為業(yè)界公認的 “大狀”。

上海淪陷期間，汪精衛(wèi)政權以偽司法部長之職拉攏他，江一平嚴詞拒絕，輾轉(zhuǎn)逃往重慶，那時的他，仍是人們眼中堅守氣節(jié)的愛國律師。

轉(zhuǎn)折發(fā)生在抗戰(zhàn)勝利后。蔣介石為搶占內(nèi)戰(zhàn)先機，看中岡村寧次麾下殘留的軍事力量，決意保全這位戰(zhàn)犯。為了讓 “無罪釋放” 顯得名正言順，國民黨高層選中了聲望卓著的江一平，希望借助他的專業(yè)身份為審判背書。

面對高層的威逼利誘，以及一筆高達 20 萬銀元的 “法律事務費”，江一平最終動搖了。這個曾經(jīng)拒絕偽職、堅守正義的律師，選擇違背良知，接手了這場注定遭人唾棄的辯護。

他的決定瞬間引爆爭議。父親得知后怒不可遏，在報紙上公開宣布與他斷絕父子關系；妻子無法忍受外界非議，毅然搬回娘家，隨后提出離婚。親友們紛紛與他劃清界限，指責他背叛民族。但江一平并未回頭，在 1948 年 8 月的庭審現(xiàn)場，他無視岡村寧次的滔天罪行，公然歪曲事實。

他聲稱岡村寧次在華北期間 “為農(nóng)民提供棉布、幫助恢復生產(chǎn)”，甚至將其 “投降時協(xié)助接收武器” 說成功績，試圖以此證明其 “無罪”。

庭審現(xiàn)場的聽眾席上，噓聲與怒罵聲此起彼伏，人們無法理解，一個曾為愛國學生辯護的律師，為何會為雙手沾滿同胞鮮血的戰(zhàn)犯搖旗吶喊。

這場審判從一開始就充滿政治操縱。國民黨高層早已定下 “無罪” 基調(diào)，審判長石美瑜收到了蓋有國防部長大印的預擬判決書，法官們只能被迫簽字。江一平的辯護，不過是這場鬧劇的注腳。

但在普通民眾眼中，他的辯詞成為岡村寧次逃脫懲罰的直接推手，所有憤怒與唾棄都集中到了這位中國律師身上。1949 年 1 月 26 日，岡村寧次被當庭釋放，隨后秘密前往臺灣擔任國民黨軍事顧問，而江一平則徹底背上了 “民族敗類” 的罵名。

上海解放后，江一平為躲避民眾討伐，跟著國民黨逃往臺灣。可在臺灣，他的日子同樣不好過。曾經(jīng)的親友對他避之不及，沒人愿意與一個為戰(zhàn)犯辯護的人交往。他與妻子的婚姻早已破裂，又無子嗣，身邊連個親近的人都沒有。

早年積累的聲望蕩然無存，律師業(yè)務無人問津，生活日漸窘迫。晚年的他獨居在臺北的小屋里，病痛纏身卻無人照料。偶爾想聯(lián)系上海的親戚，寄出去的信件要么被退回，要么石沉大海。有一次，他托香港朋友捎去五美元，只求親戚收到后燒紙告知，卻終究沒能得到回應。

岡村寧次 1961 年專程赴臺拜訪他，將其稱作 “救命恩人”，可這份 “恩情” 并未給江一平帶來任何慰藉。相反，每次想起自己在法庭上的辯詞，想起那些死于日軍屠刀下的同胞，他都備受煎熬，日記中多次出現(xiàn) “夜不能寐” 的字句。

1971 年，73 歲的江一平在孤獨與病痛中離世，身邊沒有親人送別，身后也無人祭掃。家族后人在上海為他預留的墓地，碑上連名字都不敢刻，只偶爾有人遠遠放上一束白菊，默認那是一座空墳。

這位曾經(jīng)風光無限的大律師，因一次錯誤的選擇，徹底改寫了人生軌跡。他背離良知換來的短暫利益，最終化為無盡的孤獨與罵名，落得家破人亡、無人照料的結局。

歷史的塵埃落定，岡村寧次的罪行被永遠釘在恥辱柱上，而江一平的故事，也成為一個沉重的警示，提醒著人們，在民族大義面前，任何利益的誘惑都不應成為背叛良知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