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人表面反共濟會，背地里卻抹黑再造華夏的明朝為邪教

如今，共濟會陰謀論傳播的甚是厲害，其根本原因，在于這套說辭足夠驚悚夸張，何新憑空捏造了一個“操控全世界”數(shù)千年之久的秘密組織，它精準迎合了一群不學(xué)無術(shù)者的獵奇心理，更關(guān)鍵的是，這套歪理毫沒有任何認知門檻，即無需翻閱史料，無需考證史實，只需將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歷史興衰、王朝更迭，一股腦歸咎于這個子虛烏有的秘密組織，便能滿足自己指點江山，好似掌握真理的虛妄快感。

畢竟，厚重的史書他們既看不懂，也壓根不想看，比起字斟句酌的史實考據(jù)，他們更熱衷于暢談歷史邊角料里的低俗八卦：哪個名人與兒媳有染，哪位權(quán)貴陷身亂倫丑聞，越是獵奇低俗，越是趨之若鶩。

然而，共濟會陰謀論最荒謬的是，某些人通過此陰謀論衍生出的一系列顛倒黑白的歷史虛無主義論調(diào)。他們表面上口口聲聲痛斥共濟會“操控世界”，背地里卻干著顛覆中華歷史的勾當(dāng)：他們將再造華夏、驅(qū)逐韃虜?shù)拇竺魍醭ê跒椤靶敖陶?quán)”，把漢民族反抗殖民奴役、實現(xiàn)復(fù)國偉業(yè)的英雄先烈污蔑為共濟會成員。尤為惡劣的是，那些輔佐朱元璋反元復(fù)宋、恢復(fù)中華的明朝開國功臣，竟被集體扣上“明教教徒”的帽子，慘遭“邪教”污名的潑臟。

這不是簡單的歷史八卦，而是徹頭徹尾的犯罪！明朝的建立，是漢民族在被蒙元百年壓迫后的絕地反擊，是無數(shù)仁人志士拋頭顱灑熱血換來的復(fù)國成果，是華夏文明浴火重生的巨大勝利，那些開國功臣，是挽狂瀾于既倒的民族脊梁，是當(dāng)之無愧的華夏英雄。將他們污蔑為邪教徒，不僅是對歷史的惡意篡改，更是對漢民族抗爭精神的踐踏，是對無數(shù)先烈英靈的褻瀆！

在眾多共濟會陰謀論里，何新的論調(diào)堪稱登峰造極的荒謬，他在《房玄齡、郭子儀是敘利亞景教信徒》等多篇文章當(dāng)中，無視基本的歷史史實，肆意踐踏嚴謹?shù)目紦?jù)原則，憑空給唐朝的開國功臣房玄齡、中興名將郭子儀扣上“敘利亞景教信徒”的帽子，更將一眾與李唐皇室聯(lián)姻的皇親國戚、朝堂重臣乃至五姓七望等當(dāng)時的世家大族，統(tǒng)統(tǒng)污蔑成所謂的光明教信徒。

更令人憤慨的是，何新還毫無依據(jù)地將景教與共濟會、光明會強行捆綁，妄稱前者是后兩者的重要組織形式。循著這套歪理邪說推導(dǎo)下去，其險惡用心昭然若揭——無非是想炮制出“大唐王朝的統(tǒng)治階層皆信奉西亞夷教，甚至來自西亞”的虛假結(jié)論，進而將這個漢人歷史上疆域遼闊、國力強盛、文化璀璨的盛世王朝，歪曲成一個背離華夏正統(tǒng)的“西亞宗教政權(quán)”。

然而何新對明朝的污蔑，更是到了難以想象的地步，其在在《中國歷史中的邪教作亂》一文中，把大蒙古帝國視為真正的中華正統(tǒng)，卻把元末時期，反元復(fù)宋，欲求擺脫四等人低劣身份，重建漢人江山，口號“日月重開大宋天”的紅巾軍起義軍，污蔑為邪教作亂，是可忍孰不可忍！

要知道，彼時的漢人深陷四等人制度的殘酷壓迫，地位低下如草芥，生存權(quán)利被肆意踐踏，紅巾軍高舉義旗，喊出“日月重開大宋天”的激昂口號，是為了驅(qū)逐蒙元的殖民統(tǒng)治，掙脫民族奴役的枷鎖，重建漢人主導(dǎo)的江山社稷。這是一場堂堂正正的漢人復(fù)國運動，是無數(shù)中華兒女為了民族存續(xù)、文明延續(xù)而發(fā)起的正義抗爭！

然而在何新的筆下，元末漢民族那場救亡圖存的偉大抗爭，竟被其歪曲成禍亂天下的“邪教造反”！他不僅將高舉反元大旗的白蓮教，與所謂的明教進行毫無根據(jù)的牽強附會，更憑空捏造明教與西亞光明教的關(guān)聯(lián)，處心積慮地編織出一套荒誕說辭。

向那些被其共濟會陰謀論所蠱惑的人強烈地暗示：大明的建立根本不是漢民族掙脫蒙元殖民統(tǒng)治的正義復(fù)國，也不是什么恢復(fù)華夏的象征，而是所謂光明會顛覆“蒙元中華政權(quán)”的一場巨大的邪教陰謀。

何新的言論，早已超出了學(xué)術(shù)探討的范疇，是赤裸裸的歷史虛無主義謬論。紅巾軍將士浴血奮戰(zhàn)，白蓮教信徒揭竿而起，無數(shù)仁人志士為了“日月重開大宋天”的理想拋頭顱、灑熱血，他們是救民族于危亡的英雄，是撐起華夏脊梁的忠魂。而何新卻用卑劣的歪曲與嫁接，將這場正義的復(fù)國運動抹黑成邪教作亂，將漢民族的抗爭篡改成境外共濟會勢力的陰謀行動。

一邊把推行民族壓迫、視漢人為草芥的蒙元統(tǒng)治者與從西亞殖民而來的色目大臣們奉為“中華正統(tǒng)”，一邊把奮起反抗的英雄兒女污蔑為邪教賊子。如此是非顛倒的荒謬論調(diào)，不僅是對歷史的惡意篡改，也是對無數(shù)起義英烈抗爭精神的褻瀆。

我們必須厘清一個鐵一般的史實：白蓮教與明教之間毫無關(guān)聯(lián)，所謂二者同源、共同催生大明王朝的說法，不過是曾力主毀壞北京明城墻、刨掘明朝皇帝祖墳的所謂“明史學(xué)者”吳晗一手憑空捏造的謬論。一個本該護佑明朝歷史與城墻遺存的明史研究者，卻專門從事拆毀明朝城墻建筑、破壞珍貴古跡的惡行，還肆意歪曲史實、炮制荒誕論調(diào)，這般行徑實在人神共憤。

吳晗那本《明教與大明帝國》，也根本算不上史學(xué)著作，不過是他隨意拼湊而成的胡亂文章，通篇從史料采信到邏輯論證都漏洞百出、不堪一擊。事實上，明初史家對“明王”稱號從不諱言，《元史·順帝紀》中就明確記載韓林兒“又號小明王”；就連明太祖朱元璋本人的諭旨里，也有“小明王稱帝于亳”的表述，足見相關(guān)史實本就清晰可考。除《元史》外，《鴻猷錄》《名山藏》等諸多古籍，均明確將韓山童界定為白蓮教徒，沒有任何一部可信史料提及韓氏父子與明教有半分瓜葛！

朱元璋也絕非明教徒，他早年尊奉的“小明王”韓林兒也與明教毫無淵源，大明王朝的建立，是漢民族反抗蒙元與色目人殖民壓迫、浴血奮戰(zhàn)換來的復(fù)國成果，從頭到尾都和明教沒有一絲一毫的關(guān)系，更不是何新所編造的明教就是光明教會。

實際上，明朝歷代帝王自建國起多尊崇道教，尤以江西的正一道龍虎山天師派為核心尊奉對象，道教更一度躋身“國教”之列，深度融入王朝政治與文化肌理，而明朝國號的定名，亦與儒家祭祀傳統(tǒng)、道教術(shù)法理念有著千絲萬縷的緊密關(guān)聯(lián)。

從開國之初，道教便成為明朝皇權(quán)的重要精神依托：明太祖朱元璋稱帝前，就曾遣使赴江西龍虎山拜見四十二代天師張正常，求取“天運有歸”的符命以正君權(quán)神授之名，建國后更是直接封張正常為“正一嗣教真人”，讓其永掌天下道教事，秩視二品、賜銀印驛車，還親筆為歷代天師撰寫贊詞，撥款重修天師府。明成祖朱棣不僅延續(xù)對正一道的優(yōu)禮，更崇奉真武神，傾舉國之力大修武當(dāng)山宮觀，將武當(dāng)打造成皇家道教圣地，使武當(dāng)?shù)澜淌O一時。

明朝帝王中崇道最甚的當(dāng)屬明世宗朱厚熜，他對龍虎山道士邵元節(jié)封官加爵，尊為“真人”領(lǐng)道教事，對其推薦的陶仲文更是授以少保、禮部尚書之職，奉為帝師，使道教在嘉靖朝達到鼎盛。此外，明英宗特召天師與衍圣公同宴，確立“南張北孔”的格局；憲宗、神宗等帝王也均對正一道天師予以冊封，就連天師的婚娶禮儀，常有皇族閨秀許配，由皇帝親自主持。

比如，第四十七代天師張元慶，獲憲宗賜婚迎娶成國公朱儀之女；第四十八代天師張彥頨，經(jīng)世宗賜婚迎娶安遠侯柳文之女；第四十九代天師張永緒，奉詔迎娶定國公徐延德之女，婚禮由成國公等主持。

正是基于明朝歷代帝王與開國勛貴，對道教的尊崇與踐行，何新之流炮制的“大明源自明教”“明朝建立是光明會陰謀”等偽說，才愈發(fā)顯得荒謬絕倫、不堪一擊。

從國號淵源來看，朱元璋定國號為“大明”，核心依據(jù)出自儒家經(jīng)典與道教理念的雙重加持。儒家層面，“大明”一詞取自《易經(jīng)》“大明終始，六位時成”，寓意王朝光明正大、歷數(shù)綿長；道教層面，“明”字對應(yīng)道教里日月相輝、陰陽和合的意象，契合自明太祖起對正一道的尊奉傳統(tǒng)，這與所謂的明教教義沒有半分關(guān)聯(lián)。

說到底，吳晗、金庸和何新之流炮制的這套謬論，是典型的歷史虛無主義把戲。他們無視明朝尊奉道教的鐵一般史實，無視正史典籍的明確記載，僅憑主觀臆斷就編織陰謀論，不惜歪曲華夏歷史、詆毀反殖民與剝削的英雄偉烈、踐踏民族的抗爭精神。這種罔顧史實的卑劣行徑，終究會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為后世所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