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國民黨瘋狂"劫收"，三青團如何成了被圍攻的"眼中釘"？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進入1945年，隨著德、意兩國的戰敗投降，歐洲戰爭宣告結束。

因此，國民黨政府把作戰計劃的重點，放在配合美軍在華登陸、進行攻上。

當時估計，抗戰最后勝利尚有一年左右的時間。

然而，出乎人們意料的是，戰爭的結局卻來得格外迅速。在美、蘇軍隊的巨大打擊和中國軍民的戰略反攻下，日本的戰爭機器很快土崩瓦解。

1、協助接收事務

國民黨政府還沒有做好準備，抗日戰爭的勝利就“突然”降臨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無條件投降，在華的一百多萬日軍也被迫放下了武器。在最艱苦的條件下堅持了八年抗戰的中國軍民，終于迎來了盼望已久的最后勝利！

為了適應新的形勢，三青團中央團部加緊調整原定計劃，轉移工作重點，采取各種措施，努力配合國民黨政府進行受降、接收和復員，同時積極推行團務活動。

為了指導各地的復員工作，中央團部頒發了《復員工作綱要》，還制訂了《各級團部善后復員服務隊組織通則》，將原來的青年戰地服務隊，一律改組為“善后復員服務隊”。

過去的淪陷區即現在的收復區，一直是三青團團務的薄弱點。為在各收復區迅速開展團務，中央團部制訂了《督導團務計劃大綱》，將全國收復區劃分為京滬江蘇區、平津河北區、粵桂區（附廣州市）、湘鄂區（附漢口市)、浙贛區、東北區、港九澳區、綏察區、豫晉區、魯青區等十大督導區。并于1945年9月初，先行指派中央干事李壽雍、黃宇人、程思遠、柳克述、吳兆棠等人，“會同第一批軍政接受大員”，分別視察京滬江蘇、平津河北、粵桂、湘鄂、浙贛等地區，并督導當地團務。

山東支團自建立以來，中央團部迄未派員視導，鑒于當時山東所處地位之重要，1945年底，中央團部又特意選派中央干事李瑞生前往魯青區督導當地團務活動。

各地支團根據中央團部的指示，積極進行戰后諸項工作。在上海，日軍投降消息剛剛傳開，上海支團即公開活動，與國民黨市黨部聯名發表《告上海市民書》，闡明時局真相，呼吁市民沉著鎮靜，服從中央，協助地方。

在北平，當勝利來臨之日，平津支團北平分團即發表告北平青年書，提出新時代青年的使命是：“統一青年的思想，統一青年的組織，統一青年的行動。”

國民黨軍隊搶占上海、北平，當地三青團組織發揮了比較突出的作用，因而受到中央團部的嘉獎，稱“上海、北平等地團部，更能于日本投降、國軍未達之時，出而維持地方秩序，辦理肅奸肅反工作，收效尤宏”。

在湖南，湖南支團迅速頒布了《戰地服務隊復員工作指導綱領》，9月6日，湖南支團首批先遣人員抵達長沙，立即籌備復刊《中興日報》，開展復員宣傳。并派出有關人員協助國民黨軍隊接收日軍槍械，聯合湖南黨政軍各界組織湖南省黨政接收委員會，辦理接收；戰地服務隊負責協助政府清掃戰場，調查戶口，偵察共產黨情況。

9月23日至10月4日，湖南支團部及湘西辦事處工作人員，先后全部集中長沙，全面展開復員工作。

三青團系抗戰以后在武漢成立的組織，在首都南京并沒有屬于自己的辦公地點。為了準備將來還都辦公，中央團部與南京市政府進行了交涉，要求“盡先就日產逆產，優先撥用并發給接收證”，并開出所需房屋清單。

書記長張治中曾多次致電南京市長馬星樵，提出“本團擬在貴市新街口、城北、城南、下關設立青年館各一所，興辦青年福利事業，輔導青年社會活動”，“請吾兄惠予協助，就公產或逆產中指撥適當房屋以作館舍”。馬星樵在復電中云：“本府已于無可設法中暫將本府原址撥借為貴團部臨時辦公處之用。”

最后經過多方努力和協商，決定將南京鼓樓的原陸軍大學大廈，劃撥中央團部作為辦公處。

在復員過程中，三青團加緊防共、反共活動，注意“撫慰淪陷區青年，及思想純正之學校員生，揭發奸偽誘騙青年之陰謀，徹底防止其活動”。

隨著抗戰的勝利，教育機構和大專院校也面臨接收復員的任務，這一工作與三青團有著較為密切的關系，中央團部為此采取了以下三項措施。

第一，研究收復區青年思想。

中央團部認為原淪陷區青年思想“錯綜復雜，無所適從”，為了達成所謂“思想訓練”的目的，特派中央團部干部訓練組組長張富歲前往平津一帶從事研究，據稱獲得了“相當豐富”的資料，有助于加強對收復區青年的思想控制。

第二，配合臨時大學補習班訓導工作。

抗戰勝利后，教育部在主要收復區設置了臨時大學補習班。中央團部為了加強各臨大補習班的訓導工作，特商請教育部批準由中央團部選派適當人員擔任訓導長職務：

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派張富歲擔任訓導長，并派姜志誠等11人前往協助工作；南京臨時大學補習班，派吳兆棠擔任訓導長；上海臨時大學補習班主任，因系由與三青團關系密切的李壽雍擔任，故未再另外選派訓導長。

第三，設立南京建業補習學校。

當時據南京支團部報告，南京收復以后，失學失業之青年為數甚多，提出本團應設法輔導，建議設置建業高級補習學校，后由中央團部撥款補助南京支團舉辦。上述措施，使三青團在收復區教育機構和大專院校中占據了重要位置。

2、三青團接收爭奪的劣勢

在復員接收過程中，也暴露出三青團存在的許多問題。

首先是以戰勝者自居，自認為是抗戰功臣，以居高凌下的姿態，對收復區人民頤指氣使，百般責備。

而在他們眼里，收復區人民都是無功受祿，坐享其成，不知感恩戴德，甚至忘恩負義之輩：

“上海市民似乎一覺醒來就很容易地做了一個勝利國的國民”，“上海市民將以何種工作、何種態度去證明或解釋其‘坐享勝利’的權利”？“上海的一般市民，忘記了在曙光剛現，青年團升起第一面青天白日旗的時候，他們是如何的熱烈狂歡，當國軍未到，敵偽尚未繳械，他們是依靠了誰才敢趾高氣揚，自稱為大國民，忘記了當時上海的秩序，是由誰來維持的，全體市民的精神食糧與消息報道，是誰來供給的？”

三青團在收復區學校發展組織，也動輒以勢壓人，不可一世。

平津地區教育當局反映：

“三民主義青年團派在學生中工作者，多以公開形式爭取學生，動輒以勢力及威嚇服人，致使學生時起反感，收效極微。而奸偽及民主同盟則針對學生隱痛，以謙虛、和藹、忍苦、耐勞之態度，在學生群內爭取領導地位，收效頗大。”

這種以勝利者自居的優越感，使國民黨、三青團在收復區很快失去人心，并陷于孤立。

其次，各級接收人員趁機巧取豪奪，大肆貪污，中飽私囊。

當時輿論反映：

“他們的膽量大的驚人，又因為‘天高皇帝遠’，他們是某某特派員，某某接收委員，各處亂貼封條，一切物資，好的都囊括到他們的口袋里去‘處理’了。”很多接收人員以“接收”為名大發橫財，竭力搜刮“金子、車子、房子、女子、票子”，被老百姓稱為“五子登科”，使國民黨政府的接收變成了不折不扣的“劫收”。

有人將出現這種腐敗現象的原因歸為：“在抗戰期間，大家的利害相同，都在忙著打倒敵寇，挽救刻不容緩的民族危機。等到戰事結束，大家心頭一松，自私自利的弱點又完全暴露無遺，大家惟利是圖，為著私人的利益而奔波，把建設國家的大事置諸于腦后。”

實際上，它是長期以來國民黨政權內部腐敗的一次公開暴露與惡性膨脹。

再次，整個接收過程混亂無序，形成你爭我奪的局面。

抗戰勝利后，各收復區都面臨接收的問題。為了集中統籌收復區的黨政接收事宜，國民黨政府于1945年9月頒布了《省（市）黨政接收委員會組織通則》，其中規定：

“各省（市）為集中統籌該管收復地區黨政接收事宜，設置黨政接收委員會，受中國陸軍總司令及該地區受降主官之監督指揮。”“省（市）黨政接收委員會以該省（市）最高行政長官（主席或市長）、省（市）黨部主任委員、三民主義青年團省（市）支團部干事長、省政府各廳處局長、市政府各局長、中央軍政各部會接收特派員或其所指定之接收人員，必要時得請有關機關參加組成之，以該省（市）最高行政長官為主任委員。”

關于三青團參加接收的對象和范圍，蔣介石曾對中央團部下達手諭：“敵偽時期各地偽青少年團，偽新民學會及一切偽青年組織，交由三青團各同級團部接收，并依法逮捕其重要份子。”

表明三青團在接收中只能扮演一個次要的角色。

由于國民黨政權內部矛盾重重，各自為政，各系統、各機關都不遵守上述規定，而是爭先恐后，捷足先得，接收單位“言行互異，步調各殊，簡直不像是一個政府派去的人員”，使整個接收過程陷入一片混亂。接收變成了國民黨政權內部財產和權力再分配的過程。

三青團是國民黨政權的后來者，在這場斗爭中仍然處于下風。原來規定交由各級團部接收的那部分“敵產”，也無奈“各省市多以種種關系，未能遵辦”，致使“本團各級團部地址問題，無法解決”。

與國民黨各級黨部大肆接收的情況相比，更使三青團感到憤懣不平，他們對自己“未進行接收敵偽生產機構”，深感“坐失時機之錯誤”，一再要求與黨方分享接收利益，多次提出“向黨部交涉分撥已接收之敵偽財產”。接收中的分贓不勻，進一步加深了黨團之間的嫉視與惡感。

3、被圍攻的例子

在接收復員過程中產生的尖銳矛盾，可以從三青團上海支團迅速由盛而衰的例子中看出來。抗戰時期，上海支團一直在上海及蘇南地區堅持地下活動，進行反對日軍和汪偽的斗爭，各級團隊在斗爭中得到了發展和壯大。

1945年8月，抗戰勝利，上海光復，作為一支有組織的政治力量，上海支團首先公開活動，得以迅速接管上海，并提出了建設“光明正義的新上海”的口號，以擴大影響。

當時上海支團負責人吳紹澍被任命為東南特區政治特派員、軍事特派員、上海市副市長、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主任委員、三青團上海支團籌備處主任及上海社會局局長，身兼六項要職，大權獨攬，紅極一時。

上海《正言報》還發表了社論《迎我們的領導者》，對吳紹澍極盡吹捧之能事。吳紹澍在團刊上發表文章預言：

“本支團位于上海，根據抗戰的經驗，我們有理由相信，今后的建國工作，對全國其他各地來說，仍具有模范的決定作用，成為所有工程中最有力的一環。”

流露出以三青團組織為基礎，把上海變成今后全團乃至全國示范基地的野心。

但吳紹澍畢竟不是蔣介石的嫡系，他在國民黨內的資格很淺，也缺乏有力的靠山，由他領導的上海支團出面控制上海，激化了國民黨內部的派系矛盾。為了爭奪上海的地盤，CC派的潘公展、吳開先、方治等人，與上海“聞人”杜月笙、軍統頭子戴笠相勾結，聯合圍攻吳紹澍及其上海支團，他們攻擊的一個重要借口就是接收問題。

上海支團在上海光復后，搶先接收了一批敵偽房產，作為各級團部的辦公及活動場所，不久社會上就開始流傳各種說法。

“于是一傳十，十傳百，說什么青年團收了多少金條，占據了多少房屋啦，諸如此類荒謬絕倫的謠言，不一而足，起初同志們抱著任勞任怨的態度，置之不理，可是謠逐傳來，競變本加厲，內容之無稽，更屬令人啼笑皆非。”

面對各種流言，上海《青年日報》公開出面予以澄清，稱“至于房屋，我們不否認，是借了幾所作為辦公處的，可是我們既非由搶劫而得，又非由私人授受，每一所房子，每一件器具，完全是經市政府當局的合法手續而撥給的”。

吳紹澍也信誓旦旦地保證：“自從接收時期直到現在，我們沒有任何一個同志做任何一件對不起國家民族的事，這是事實。”但對于各方面的批評，上海支團也不得不進行自我檢討，約束工作人員的行為。

吳紹澍在支團大會上指出：

“我們的工作干部往往只知道苦干奮斗，而忽略了手續和人事方面的種種條件，這當然不能算錯，但是卻容易因此得罪其他方面，也因此給予奸黨及其他方面攻擊的縫隙，所以今后我們應當注意到辦事的手續和人事處置等等問題，使我們的工作更能得到合理的開展。”

他一再提醒大家：

“因為目前的環境不同了，過去一往直前、放開手做的方式，已完全不適用，熱忱在今天，將不再是成事的主要條件，而必須把技術的處理滲透進去”，“忽略了這點，無有不影響到業務開展的”。“另一方面，同志們的自我檢束也是需要的”。

上海支團部還為此通令各級團隊，要求“嗣后團員自身尤須切實檢束，免滋誤會，并全團譽，是為至要”，以避免外界的批評和指責。為了搞垮吳紹澍，其對手無所不用其極，甚至采用了暗殺手段。在國民黨各派系的圍攻下，終于導致了吳紹澍的垮臺。

1946年10月，吳紹澍被先后撤銷上海市副市長、社會局局長、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主任委員等職務，分別由CC方面的吳開先、方治等人接替。吳紹澍遭到排擠后，上海支團也盛極而衰，又變成了上海政治舞臺上一個不起眼的小角色。

對于吳紹澍和上海支團在抗戰勝利后的所作所為，三青團內部也存在不同的看法。不少人認為吳紹澍和上海支團部對此負有責任，但也有人一直為吳紹澍和上海支團鳴不平，認為其在抗戰時期堅持地下活動不無功勞，他們是國民黨內派系斗爭的犧牲品。

4、青年軍與國立政治大學的爭奪

青年軍復員是三青團復員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抗戰結束之后，青年軍的去留存廢問題，在國民黨和三青團內曾引起一番爭議。當時，不少青年軍官兵強烈要求復員，在黨內和團內也有人認為青年軍的使命已經完成，應予以撤銷或改編為普通部隊，這種意見遭到了青年軍政治部的強烈反對。

政治部副主任胡軌宣稱：

“十萬知識青年軍系應領袖之號召而來，系領袖偉大精神具體表現之歷史事實，為領袖威信計，為國家前途計，均不能使青年軍違反初衷，而告失敗。”

為此胡軌提出了《編練全國知識青年軍方案（草案）》，以“作為建設新國防軍之基礎”。經過討論，最后決定保留青年軍番號和編制，第一期青年軍準予復員，同時準備招收第二期青年軍，進行組訓。

1946年初，首先成立了青年軍復員委員會，以陳誠為主任委員，蔣經國為副主任委員，負責研究籌劃青年軍復員事宜，擬訂相關辦法。

蔣介石隨即下達指示：

青年軍復員不是青年軍的結束，而是青年軍新發展的開端，今后要制定一套辦法，使青年軍成為國民黨軍隊后備兵員的精英；同時要加強復員青年軍的政治組訓工作，使他們在社會上成為一股“新興的革命力量”。

上述蔣介石關于青年軍復員的設想和意圖，成為指導青年軍復員工作的基本方針。

同年2月，軍事委員會設立了青年軍復員管理處，由軍政部長陳誠兼處長，蔣經國、彭位仁、鄧文儀為副處長，負責統籌辦理青年軍復員事宜。在青年軍復員方面，采取了下列措施。

首先，青年軍政工班正式宣布并入中央干校，由中央干校補發文憑，政工班畢業學生取得中央干校學籍。

其次，復員青年軍分為升學和就業兩個途徑。上大學的，送入各地成立的大學先修班或直接送入各院校；上中學的，除介紹到各地中學外，其余進入各地舉辦的“青年中學”就讀。就業的，除返回原機關者外，其他則進入青年職業訓練班，結業后分發工作。

再次，青年軍八個師維持原來的建制，軍政干部仍照編制保留，各個師設立一個“軍士教導營”，收留志愿人員，準備擔任第二期青年軍的下級軍官。

1946年6月3日，第一期8個師的青年軍宣布復員，全部退役離營。蔣介石在對復員青年軍發表的講話中，要大家“寶貴過去這一年的士兵生活的訓練”，復員之后到社會上成為“民眾的領導者”和“革命建國的干部”。

國民黨政府將這一天(6月3日)定為“青年軍復員節”。為了加強復員青年軍的聯系，還在各大城市成立了“青年軍通訊處”，稍后改名為“青年軍聯誼會”，作為蔣經國系控制復員青年軍的外圍組織。

中央干校是三青團中央的干部培訓機構，也是蔣經國系的大本營，干校如何實行復員，關系重大。抗戰勝利之后，蔣經國就提出，在復員工作中“要大大開創新局面”，并指出擴大中央干校是復員工作的中心任務。但中央干校成立于抗戰后期，在南京既無校址也無歷史聯系，面臨一個選擇何地發展的問題。副教育長胡軌建議：干校不回南京，而是復員北平，在北方建立根據地。

這一建議得到了蔣經國的同意，他指示干校準備遷往北平，在那里開創新局面，同時準備籌設大學部，并在東北和西北設立分校。然而，中央干校北遷的計劃被CC控制的教育部所擱置，遲遲得不到批準。

1946年初，教育部又通過行政院向最高當局建議，國家行將“立憲”、“行憲”，為名正言順培養政治人才，應設立“國立政治大學”；同時陳立夫又向蔣介石上書，稱“中央政治學校”和“中央干部學校”應當并入即將設立的“國立政治大學”。

上述建議都獲得了蔣介石的批準，于是中央干校單獨北遷擴建的計劃就被無形中取消了。

國立政治大學預定由蔣經國擔任教育長，蔣介石兼任校長，這表明在新成立的政治大學中，干校系統仍將占據主要地位。

蔣經國在干校高層會議上表示，將來在政大要進一步發揚干校的傳統，實現干校的理想和目標。中央政校是CC派經營多年的陣地，當然不愿自動放棄。

為了爭奪對政治大學的主導權，CC的政校系和蔣經國的干校系之間展開了激烈的爭斗。1946年10月，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與三青團中央干部學校合并，正式成立國立政治大學，隸屬教育部，蔣介石親自兼任校長，并任命蔣經國為教育長。

但這一任命遭到了政校學生的強烈抵制，掀起了抗議運動，并在標語口號中“對蔣(經國)極盡譏諷侮辱之能事”。政大的反蔣風潮，使蔣經國無法上任，最后只得改由段錫朋出任教育長。在兩校合并過程中，中央干校由于歷史太短、規模太小，在各方面都處于劣勢，無法與中央政校相抗衡，新成立的國立政治大學仍然為CC派所控制，中央干校實際上被吞并了。

三青團由此失去了自己培訓干部的重要機構，對團務發展產生了相當不利的影響，這是三青團在復員工作中的重大挫折，也是蔣經國系所遭受的一次沉重打擊。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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