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江姐丈夫的前妻，為撫養江姐的孩子，將親生骨肉送進孤兒院

1949年11月初，重慶解放不過半月，嘉陵江兩岸仍飄著硝煙味。一個用麻布包著孩子的婦人，抱著不到三歲的彭云，站在曾家巖坡口，怔怔望向山城上空新升的紅旗。她叫譚正倫，33歲，出身川東農家，此刻卻成了兩位烈士遺孤惟一的依靠。街邊熟人悄聲問她：“你家人呢？”她只是搖頭，“都在前頭了。”這一天，譚正倫才確信丈夫彭詠梧與江竹筠均已犧牲，自己的身份也從“彭家幺姐”變成了“兩個孩子的娘”。

追溯六年前，一封薄薄的信把她的人生軌跡扭轉。1943年春，川東游擊區形勢吃緊，地下黨組織囑咐彭詠梧“盡快切斷外部聯系”，連給老家帶口信都被嚴格禁止。譚正倫還在老屋紡紗，她省下一分一厘，只為替丈夫償債。不得不說，那個年代農戶湊齊十塊銀元并不容易，可她硬是做到了。她沒想到，隨之而來的卻是長達六年的音信杳然。

1947年夏，重慶沙坪壩。江竹筠與彭詠梧奉命重返川東之前，最頭疼的就是孩子彭云的去處。江竹筠提議：“托付給你原來的家吧。”彭詠梧沉吟良久，留下短短一句：“幺姐心寬厚，肯定愿意。”組織當即備好交通證件與路費，江竹筠寫下那封后來改變三人命運的信。

信里措辭謹慎，先講形勢、再談撫養，末尾才輕描淡寫告知“已與詠梧同志組成革命家庭”。字字平實，卻像悶雷。譚正倫讀完，手指發抖，但她最終把爐灶上的番薯端下來說：“革命要緊，個人恩怨算什么！”這番話給鄰里留下深刻印象。

秋天，她賣掉祖屋，償清外債，拎著布包帶兒子彭炳忠翻山越嶺趕往重慶。在山城石梯的夜雨里，她第一次見到彭云。孩子睜著黑亮眼睛咿呀叫“娘”，那一聲把她的心都喊軟了。從此，她一肩挑起兩個孩童的生計與安危。

1948年底，白色恐怖升溫。譚正倫覺察特務盯梢，決意做出最艱難選擇：將親子彭炳忠送入觀音巖孤兒院。辦手續那天，院長詫異：“舍得？”她咬牙：“先保住小的，再圖日后團聚。”短短一句，道盡母親隱痛。值得一提的是，這所孤兒院由地下黨交通員暗中協助，經她介紹，多名烈士子女先后得救。

重慶解放后，譚正倫抱著彭云尋找江竹筠，卻只在渣滓洞名冊上找到冰冷的犧牲日期。隨后，她從老同志處獲悉彭詠梧已在1948年川南戰斗中犧牲。接連噩耗襲來，她曾在朝天門碼頭停步良久，另一位老太太遞給她一杯涼茶，她沒有落淚，只說：“我得活下去，孩子們還在等飯吃。”

山城秩序重建，政府開辦烈屬優待所，她謝絕了免費供養，挑起竹籮販賣水果補貼家用。周圍人驚嘆她的韌勁，她只淡淡一句：“總得讓他們堂堂正正長大。”彭云漸漸懂事，經常陪“母親”進貨。有人閑話“收養的孩子哪有親生親”，彭云一回到家就問：“娘，我是不是拖累你？”譚正倫摸摸他頭：“娘有兩個兒子，沒有誰拖累誰。”

1965年，彭云考入哈軍工。這所學校對烈士子弟開放軍事尖端專業，對成績要求極高。報到那天，譚正倫只在重慶北站捏著車票目送列車開走。旁人替她惋惜路費太高，她擺手：“娃娃前途值錢。”后來彭云畢業分配沈陽，扎根國防工業，一干就是十幾年。

1970年代初，彭炳忠輾轉找到母親，兄弟相認場面動容。鄰里都說這是好報應，但譚正倫提醒二人：“你們姓彭，也姓江，身上都背著犧牲者的期待，可別互相埋怨當年的孤兒院。”這句叮嚀，讓兄弟情分更加緊密。

1976年1月21日，農歷臘月廿二，譚正倫清晨還在同鄰居商量去北京看彭云一家，午后突感頭暈。送醫途中，腦溢血爆發。彌留時，她反復念叨兩個名字。醫生聽不清，以為老人口齒不清，只有陪護的街道干部懂——那是兩個兒子的乳名。17時34分，她安靜離世，遺物只有一張發黃的烈屬證、一串補丁縫過的鑰匙，以及江竹筠當年的半截鉛筆。

噩耗傳到沈陽，彭云連夜坐車南下；成都郊外機械廠的彭炳忠則搭最早班機抵渝。靈堂里兄弟第一次共同點燃三炷香，分別敬給江竹筠、彭詠梧、譚正倫。彭云哽咽：“娘沒享過什么福。”彭炳忠回答：“她心里有革命，有我們，這就是她的福。”

多年后，同事詢問彭云童年，他極少提及那段顛沛歲月，只簡單一句：“家里教過我一句話——先顧大局，再顧自己。”外人聽來平淡，但背后是一個普通川東婦人用一生寫下的注腳：在烽火年代，血脈和責任從不矛盾，選擇擔當，便是對犧牲者最沉默卻最有力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