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年陜西省委書記找到曾志：毛主席給你兩個選擇，回京還是留西安

1973年2月的一天清晨，西安南郊的臨潼干休所剛剛響起起床號，門衛室的電話鈴就急促地響個不停。值班員拿起電話，只聽那頭簡短一句：“麻煩通知一下曾志同志，省委李瑞山書記下午要見她。”值班員一愣，立刻騎車沖進院子。這個看似普通的電話，牽出了一段跌宕四年的曲折經歷。

時間撥回1969年末。曾志被安排到粵北山區“鍛煉”，住的是茅草房、吃的是紅薯稀飯。大年三十的夜里，鄉親們圍著篝火打糍粑，她脫下軍靴，卷起褲管，跟著村民下田挑泥，一干就是一夜。有人勸她歇歇，她擺擺手：“身體跟不上思想，可就丟人了。”粵北潮濕炎熱，勞作強度極高，再加上年紀不小，她的風濕病一次次發作。堅持到春耕結束，她才悄悄寫信給周恩來和鄧穎超，提議調到北方工作，理由只有一句：南方濕氣重，怕病根拖垮革命勁頭。

信很快得到批復，她被安置到陜西臨潼干休所。“老區、干凈、氣候干燥”，三個關鍵詞讓她十分滿意。到所里第一件事，不是找人聊天，而是拿起鐵鍬把屋前鵝卵石一點點挖掉，換上黃土，再挑糞做肥，種下十多株果樹。三個月后，院子里桃紅柳綠，同行的老同志佩服得直搖頭：“在部隊打仗狠，種花也這么拼！”

環境舒心，手續卻麻煩。工資、醫藥、供給、黨組織關系散落在北京、廣州、蘭州軍區和干休所四個部門，每次報銷都得來回寄文件，折騰得人頭大。1972年冬，她提筆給毛澤東寫了封長信，先交代工作，再分析現實困難，末尾附上一句話：“敬請主席裁決是否允許重歸軍隊序列，便于歸口管理。”寫完，她把信放進牛皮紙袋，貼好八分郵票，投進西安城墻根下一只暗紅郵筒，說完一句“成與不成聽天由命”，轉身就走。

信寄出后整整三個月毫無音訊。干休所的生活表面平靜，暗地里卻彌漫等待的焦灼。就在這時，陜西省委的電話來了。下午兩點，省委辦公廳小會議室。李瑞山端著搪瓷缸，拉開話頭：“毛主席看了你的信，批示只有一句話：’曾志可以自主選擇，愿留西安則省里安排工作，愿回北京就調回。’你怎么想？”曾志沉默片刻，回答干脆：“回北京。”李瑞山點頭：“好的，我立刻上報中央組織部。”

三月八日黃昏，西安站汽笛悠長，曾志帶著簡單行李登上前往北京的列車。同行的子女問她是否留戀西安，她說：“西安好，但組織關系理順更要緊，人不能被手續絆住。”話音不高，卻透著老黨員的實際與果斷。

到北京后，汪東興接見她，直接說明待遇：“組織決定，你離休，中組部供養，不再分配具體崗位。”曾志沒有推辭，只提出一個要求：能否就近給老同志們跑跑腿，幫忙協調醫藥？汪東興爽快同意。“離休不等于閑著，能做多少做多少。”曾志轉身出門，衣襟被北風吹得獵獵作響，腳步卻格外穩。

房子還在修，她臨時住進萬壽路招待所。那段時間，葉飛、江渭清、江華等老戰友也住在同一棟樓。走廊里常能聽見爽朗的招呼聲：“老江，昨兒個象棋戰況如何？”這種半是玩笑半是惦念的問候，讓歲月的灰塵掩不住戰友情誼。值得一提的是，曾志依舊沒改掉“好折騰”的習慣。為了幫住在隔壁的葉飛解決高血壓飲食，她跑到總后勤部要來無鹽餅干，又從積水潭醫院借來一臺血壓計，死盯著葉飛每天記錄數據。

1975年第四屆全國人大召開，曾志被推舉為人大常委。她在會議間隙見到周恩來，總理打量了她幾秒，語氣溫和：“身體還吃得消嗎？”曾志答一句：“大夫說比兩年前強多了。”當晚她在日記里寫道：總理勞累成這樣，還記得我的病，慚愧。

然而，1976年的噩耗接踵而至。廣播里傳出周恩來、朱德、毛澤東先后逝世的消息，招待所的走廊忽然安靜下來，連翻報紙的聲響都顯得刺耳。曾志遵照當時的安排，低調參加追悼活動。她在吊唁簿上寫下八個字：“信仰在，腳步不停。”寫完把鋼筆合上，抬頭示意工作人員可以收走，沒有多說一句。

進入八十年代，她仍然每天兩點一線：上午到中組部老干部局辦事，下午到協和醫院陪幾位老同志看病。有人調侃她“閑不住的離休干部”，她笑答：“一個蘿卜一個坑，不在坑里也得把蘿卜擦亮。”這種半口語半俏皮的自嘲，在嚴謹作風外多了幾分真性情。

1998年6月21日晚，病榻前的心電圖驟然拉平，87歲的曾志一生戛然而止。整理遺物時，同事在她床頭柜發現那封1972年寫給毛主席的信復印件，紙張已微黃，字跡仍硬朗。扉頁上她用鉛筆補了幾行小字：“組織需要便是方向，個人進退皆為小事。”

回望曾志的軌跡，四個字或許最恰當：有棱有角。她能在泥水中彎腰，也敢在關鍵時刻挺身；能躬身菜畦，也能端坐人民大會堂。 毛主席當年只給出“回京還是留西安”兩個選項，卻沒限定她的精神半徑。選項之外，留下的是一種不事張揚、卻始終向前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