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年整理陳毅遺物時，發現毛主席親筆信，張茜淚目：按主席指示辦

1965年2月的一個傍晚，燈火映紅了中南海勤政殿的窗欞。毛主席放下電報稿，重新拿起陳毅剛送來的《六國之行》手稿，鋪紙、展毫，幾處輕點，幾處圈改，一封不足三百字的親筆信便隨之誕生。這封信很快回到陳毅手中，被他小心疊起，壓在床頭，不曾張揚。誰也想不到，它會在七年后成為張茜眼中最沉重的發現。

陳毅愛詩，幾乎到了癡迷的程度。抗戰行軍路上，他掏出竹紙寫絕句；新中國成立后，外長公務再忙，他仍要趁飛機爬升的空隙填詞。毛主席了解這份癡迷，也樂得指點：“劍英善七律，可多請教。”短短一句，既是勉勵，也是要求。陳毅記在心里，他常說：“主席的話，是格律，也是規矩。”

時間推到1971年“五一”，陳毅抱病登上天安門城樓。城樓風大，他卻執意向毛主席行了一個標準軍禮。會客室里，周總理打趣：“老總的嗓門還是那么洪亮。”一句玩笑，掩不住眾人眼里的擔憂——手術后陳毅的體重驟減，軍裝已顯寬松。北戴河休養期間，他與朱老總、聶帥并肩散步，海風、松濤、老友笑聲，仿佛回到崢嶸歲月，可病情并未真的轉好。

10月下旬，陳毅再次住進日壇醫院。清晨查房，醫生聽見他低聲算日期，“26號，主席生日，我要下床。”其實那天才24號。醫護沒有糾正，怕傷了他的興致。昏迷來得突然，12月末，陳毅進入彌留期。病榻旁的那封信，被他反復撫摸，紙角卷起，仍干凈整潔。他對張茜說的最后一句完整話，就是“按主席信辦”。

1972年1月6日23時55分，心電圖抽成直線。五天后，八寶山追悼會舉行。毛主席堅持到場，袖纏黑紗，步履緩慢卻沒有依靠。休息室里，他握住張茜雙手，聲音沙啞卻清晰：“陳毅同志是好同志。”這一幕，被《人民日報》鏡頭定格，全國皆知。

追悼會過后，張茜開始整理遺物。1月中旬的一個午后，她掀開枕頭，信紙的淺藍色在燈下格外刺眼。展開，熟悉的主席字跡映入眼簾。那一刻，她沒忍住，淚水噙滿眼眶：“我要照辦。”旁邊工作人員扶住她，空氣溫度驟降，房間格外安靜。

信中除了修改詩稿，還特別囑咐陳毅仔細核實史實、注重格律。張茜明白，這是丈夫未完成的遺愿，也是她必須接過的重擔。然而三月初，她被診斷為肺癌。噩耗來得太快，孩子們一時不敢相信。張茜卻淡定：“時間不等人，稿子先動。”

病房成了臨時編輯室。三百多首詩詞，缺年份、缺注釋，甚至存在多稿重疊。張茜請來趙樸初，核對出處；又向軍事科學院借調檔案，查戰史、對地圖。她常常躺在病床上，一頁頁聽孩子朗讀，再輕聲裁定“留”或“刪”。醫生勸她休息，她搖頭：“整理完，再談別的。”

4月，手術后第一周，她拄著床欄站起身，翻看排印樣。疼痛逼得額頭冒汗，她卻低聲自語：“還得校一遍。”趙樸初心疼地說：“不急，慢些。”張茜只回答了兩個字：“來不及。”

夏末，北京悶熱。為了辨認軍事地名，她讓孩子推著輪椅去總參檔案館；館里燈光昏暗，她拿著放大鏡，對照陳毅當年手稿，逐字核實，經常一坐就是四五小時。一名年輕值班員好奇問：“伯母，這么拼值得嗎？”她停筆，看向窗外，不到十秒，又低頭繼續。

秋天，葉劍英派來打字員。張茜把厚厚一摞打印稿遞過去，語速很快：“字號同前，行距保持，兩天給我。”打字員愣了愣，只好硬著頭皮接下。幾天后，樣本排成，她仍要求重新裝訂，理由簡單：“紙張厚薄不一，保存不了五十年。”

12月，《陳毅詩詞選集》定稿。張茜托人送葉帥兩冊，希望轉交毛主席。幾天后，葉帥到病房，笑著說：“主席收到了，說編得好。”張茜微微點頭，沒有多話，只示意把書架上剩余樣本分寄戰友。孩子問為什么不等正式出版再送，她擺手：“他們等得起，我等不起。”

1974年1月，印數不足百本的試印本全部分發完畢。張茜精疲力竭，卻仍在修改陳毅散文集序言。醫護擔心她過勞，她淡淡一句：“序言短，很快就好。”3月20日，凌晨，她握著那封已發黃的信，呼吸逐漸平穩，隨后停止。病房沒有長篇遺言，只有桌上尚未蓋好封面的序稿。

毛主席親筆信最終被移交中央檔案館原件保存，《陳毅詩詞選集》次年公開出版。扉頁保留了毛主席當年修改的那首七律，也保留了陳毅生前用鉛筆寫下的“謹遵主席教誨”六個字。

有人感慨，兩位老人的生命似乎在信紙上完成了交接：領受任務，傾盡余生，再由紙墨交還后來者。短短數百字，竟撐起一位元帥的詩心，也托起一位夫人的全部堅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