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年，陳毅攜夫人回老家樂至，張茜時年37歲，穿著樸素卻難掩氣質

1958年10月的國慶招待會上，一封來自四川樂至的信被交到陳毅手里。寫信的是一位小學教師，他在信里絮絮叨叨講家鄉的水土、講正要修的公路，也順便抱怨了蠶種短缺。信不長，卻把陳毅的思緒一下子拉回了闊別二十多年的鄉土。第二天清晨，他對張茜說：“過完春節，就回趟家。”這一句話，定下了1959年春天的行程。

春節前后，華北管區仍在飄雪，川西平原卻已開始回暖。1959年3月，陳毅帶著簡單的隨行人員和不滿兩只木箱的行李，從北京出發，經重慶轉樂至。那輛解放牌大客車一駛入資中境內，路面變得坑洼，塵土翻騰，他索性讓司機放慢速度，搖下車窗細看稻田和桑林，口中輕輕念叨著鄉音。“還是這味道。”張茜笑著點頭，隨手拿出筆記本，把沿途看到的溝渠、橋涵狀況一一記錄。她清楚，丈夫此行并不只是探親。

進入樂至縣城已近黃昏，縣委臨時安排的招待所原本想張燈結彩，被陳毅婉拒，他只提出兩點：房間干凈、飯菜家常。依照當地舊習，男女分席而坐，鄉親們端上自釀白酒和炒花生，氣氛熱烈。有人給陳毅夾了一筷子紅燒肥腸，他剛要就口，張茜輕輕走過來低聲提醒：“醫生囑咐您的膽固醇不能高。”陳毅放下筷子，沖大家擺擺手：“留給你們，我這把老骨頭得聽張參謀的。”席上一陣善意的哄笑，氣氛越發親近。

夜里沒有娛樂燈光，縣里特地請來川劇團在露天搭臺，一折《水淹七軍》唱得鑼鼓喧天。陳毅坐在前排，戲里關公赤馬橫刀，戲外陳毅興致盎然，他拍掌道：“好一個關云長。”張茜在側輕聲說：“川戲里還有‘戲中戲’的排法，明天請他們給您試一試。”此語后來竟促成了《陳毅回川》的創作雛形，算是無心插柳。

第二天一早，陳毅背著手走進縣委小會議室，聽取產業匯報。縣里提出要在三年內搞化肥廠、棉紡廠，甚至還有小鋼鐵項目。那是“大躍進”的氛圍最烈的時候，陳毅沒有當場潑冷水，只淡淡一句：“方向對，節奏要穩。”散會后，他把書記叫到院子里，指著遠處丘陵說道：“蠶桑是樂至的底子，丟不得；工業要分輕重緩急，別貪大求快。”書記連連點頭，卻仍難掩雄心。臨別前，陳毅交代張茜把意見整理成書面材料，寄回北京后再轉省委參考。

午后走親戚。老宅門前的石階已被青苔爬滿，堂屋里的祖屋祠牌卻依舊整潔。陳毅給年邁的堂兄敬了茶，堂兄拉著他的手說：“阿二，現在哪兒都好，就是蠶子買不到。”這句話和昨晚的匯報不謀而合。張茜默默記下，心里有了底。她謹慎而從容地同長輩寒暄，偶爾幫忙端水洗碗，舉手投足盡顯訓練有素的外交禮儀，卻絲毫沒有客套味。晚飯后，一位族中老人稱贊道：“陳家后輩，不孬。”聽得張茜嘴角輕揚，陳毅也露出難得的舒心神色。

當夜，張茜提燈伏案，將兩天來聽見的大小問題分門別類：道路、灌溉、蠶桑、基層醫療……她把字跡工整地寫在信箋上，頁腳只署“張茜記錄”。多年后，這沓紙被收藏進地方檔案館，成了研究當年農村經濟的珍貴史料。

張茜的助力遠不止一次回鄉。她早在延安時期就跟隨蘇聯顧問學英語，1950年代初又轉攻俄語。周恩來籌劃夫人外交時，外文底子好、性格得體的張茜自然而然進入視線。她先在外交部業務局做譯審，很快便隨陳毅出訪數國。一次在日內瓦，外方代表同她寒暄：“Madam Chen， your French is impressive.”張茜答：“Merci， mais je préfère le chinois.”一句幽默，現場笑聲一片，也讓陳毅倍感輕松。

1960年代初，中法建交談判正緊鑼密鼓。陳毅常自嘲：“我這把老骨頭是舊軍人，離不開參謀。”參謀指的就是張茜。她在背后校對講稿、推敲用詞，忙到深夜仍堅持捧讀《法漢大詞典》，只為翌日不在細節上失分。外事宴會要求穿禮服，她卻堅持不佩戴多余飾品，“布面旗袍、平底皮鞋就好”，在眾多亮眼舞會上反倒顯得格外干凈。

1972年，陳毅病逝。守靈期間，張茜強忍悲痛，對來吊唁的各方人士有問有答，禮數周到。兩個月后，她被確診患癌。醫生建議立刻化療，她卻先把陳毅遺下的詩稿分類裝訂。有人勸她保重身體，她搖頭：“詩稿若亂了，再沒人看得懂他的字。”那一年，張茜體重驟降十公斤，《陳毅詩詞選集》卻順利面世，正文里沒有一句她自己的名字。

回到1959年這趟樂至之行。車隊離開時，陳毅在縣門樓下停步，回頭望向縣城的瓦屋青檐，神情專注。他對司機說：“走吧，這路要修好，下回回來就不顛簸了。”張茜站在身側，灰色粗布上衣經過一路風塵仍顯挺括。她沒有回頭，只是合上筆記本，把那頁寫著“鄉親需要蠶種”字樣的紙壓在最上面。不得不說，正是這種默契配合，讓他們在各自崗位上都保持了清醒的判斷和持久的耐心，也讓許多在宏大敘事中容易被忽視的民生細節得以被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