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小曼晚年爆黑料：徐志摩父親和張幼儀“爬灰”，徐志摩傷心離婚

1982年初冬，上海湖南路一間舊書鋪里，幾張陳巨來早年的拓片剛被擺上架，圍觀者三三兩兩。老板隨口一句“這位老先生筆下可不止金石”，立刻引來幾位中年讀者側耳。他們追問的，不是篆刻，而是《安持人物瑣記》中那段讓人瞠目結舌的陸小曼回憶。

陳巨來這本書成稿于上世紀六十年代，手稿在文革后才悄悄流轉。篇幅不長，卻因口吻犀利獵奇而廣為流傳。書里寫到陸小曼晚年吸食鴉片時語出驚人，宣稱徐志摩之所以與元配張幼儀離婚，源頭竟是發現張幼儀與父親徐申如“有茍且”。真假難辨，卻攪動了民國史愛好者的神經。

要弄清這樁公案，得把時間撥回到1921年。那一年徐志摩結束在劍橋的學習回國，發現自己和張幼儀的包辦婚姻已然無法收拾。徐志摩曾坦言崇尚“愛的自由”，而張幼儀性格內斂守舊。兩人觀念裂痕愈拉愈大，幾年內便走向分手。

按照陸小曼的說法，這場婚變并非理念不合那么簡單。她告訴陳巨來：徐志摩返滬時撞見父親與張幼儀同處密室，舉止曖昧，于是怒而求離。“志摩寧可身敗名裂，也不愿受此侮辱。”這是陳巨來記錄的原話。幾句筆墨，讓當年的紳商家庭蒙上一層灰色陰影。

有意思的是，張幼儀在1944年出版的《悵悵此情》中，只字未提所謂“爬灰”。她寫到丈夫沉溺浪漫，自己“力不能制”，最終接受簽字。徐申如的商界同僚回憶這位老董事長時，給出的標簽是“審慎、守禮”。二人的沉默與他人的褒揚，似乎都和陸小曼的爆料對不上號。

反差最大的細節來自1931年錢慕英病危。徐申如電召兒子“速歸省母”。徐志摩堅持帶陸小曼回家守靈，卻被父親嚴詞拒絕。“陸氏入門，我便離家。”這是家人為他轉述的原意。僵局之下陸小曼留在上海，徐志摩只身返鄉。幾個月后，空難發生，父子失和再無彌補機會。看似保守的父親，對兒媳表現出近乎敵意的排斥，這與“暗中通好”的傳聞顯然矛盾。

值得一提的是，張幼儀離婚后確實留在徐家。不久徐申如出資成立上海女子商業儲蓄銀行，邀請張幼儀出任總經理。外界評論這樁合作，多半歸因于徐家對孫輩的經濟安排和對前兒媳能力的認可。站在商業邏輯上解釋，似乎也說得通。但陸小曼那句“義父”與“同居”的爆料，讓普通的家族經濟支持瞬間變味。

研究民國經濟史的學者常指出，家族企業內部信貸并不罕見。徐申如用公司籌碼扶持兒媳管理銀行，并不足以證明私情。然而緋聞誕生后，所有正常舉動都容易被旁觀者解讀成“欲蓋彌彰”。這也是流言的強悍之處：缺乏證據，卻能憑想象添枝加葉。

再看陸小曼本身。1937年前后，她沉溺鴉片，常與翁瑞午在寓所徹夜煙榻。徐志摩去世后，徐家停發贍養費，翁瑞午成為她經濟依靠。父子決裂、經濟斷供，陸小曼對公公的怨恨顯而易見。若說她故意抹黑徐申如，為自己“失寵”尋找心理平衡，也不是全無可能。

“陳先生，你信嗎？”陸小曼據說這樣反問過陳巨來。陳答：“只記其言，真偽自辯。”短短一句對話，寫進手稿，也為作者留足退路——他不過轉述，并未蓋棺。后來有人指責陳巨來“捕風捉影”，有人夸他“敢寫敢說”，爭論延續至今。

檢索同期報刊與公文，未見任何關于徐申如和張幼儀失德的官方記錄。徐家族譜亦無變更親屬關系的異動。換句通俗的話講，硬證為零。流言能走到今天，仰仗的正是民國名流自帶的戲劇色彩，以及陸小曼那種“煙霧繚繞”的敘述場景。

然而，徐申如反對陸小曼入門、阻其奔喪、甚至雇人監視她與翁瑞午，這些行為都有確鑿信件可循。若說老人出于家風，痛恨陸小曼揮霍、吸毒、攪亂家庭，邏輯顯得更順。至于另外那樁“爬灰”，在這套邏輯里像異物般突兀。

遺憾的是，最關鍵的三位當事人都已作古，越來越少的旁證材料難以填補空白。史料學上，“孤證”從來站不住腳，但民間故事偏愛這樣的縫隙，它能滿足想象，又無需承擔責任。

時針撥回到那間湖南路舊書鋪，翻看泛黃的《安持人物瑣記》，每一頁都寫滿人性的瑕疵與軟弱。陸小曼的控訴究竟是事實、偏見還是報復，后人已難給出絕對答案。對熱衷民國掌故的讀者而言，它更像一道永遠不會合攏的折痕，提醒人們：傳聞一旦寫進文字，就有了自己的生命，想要抹去并不容易。

而在徐家后代保存的信札里，仍能看到張幼儀的端正字跡，內容多是家事、賬目、孩子功課。冷冰冰的數字、流程、簽名，與那些花邊傳聞形成強烈對照。也許這正是民國世界最真實的樣子：精英向往自由，也困于禮法；緋聞滿天飛，卻未必改變任何事實；一紙手稿，幾段回憶，就足以讓人議論數十年。

至此，那句“爬灰”的真假仍無公論。徐家、張家、陳家留下的資料里，各自沉默或自證清白，無法拼出標準答案。故事因此懸而未決，也永遠處于“半信半疑”的恍惚狀態——這恰好是大眾癡迷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