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毛澤東宴請陳嘉庚，在飯桌上鋪4張白紙，陳嘉庚十分愉快

1961年8月12日，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走廊里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幾位值班醫(yī)生互換眼神：陳嘉庚走了。周恩來聞訊趕來，低聲交代工作人員，“他的三樁囑托，一件都不得耽擱。”人們的目光隨即越過現(xiàn)實，回到了二十一年前那頓頗具意味的晚餐。

時間撥到1940年5月31日午后，延安城外土坡草色正新。周恩來站在窯洞口等候南洋來的客人。陳嘉庚扶著手杖下車，腰背微彎，卻精神矍鑠。簡單寒暄后，兩人沿著崎嶇山路進入窯洞，小憩片刻便被毛澤東請到院中用餐。

毛澤東讓警衛(wèi)員搬來一張舊方桌，又取出四張潔白信紙，“先鋪上，省得碗勺磕著桌面。”風一吹，紙張飄落，他爽朗一笑：“那就干脆不用。”眾人微愣，隨即落座。家常菜三葷兩素，另加一壺小米酒。陳嘉庚抬眼環(huán)顧，沒有金碧輝煌的擺設(shè)，沒有前呼后擁的侍者，卻格外自在。

“山里菜色淡，委屈陳先生了。”毛澤東舉杯。陳嘉庚回敬：“能與先生對飲，味同甘露。”短短一句對話，奠定了此行的基調(diào)——無需虛飾，惟求真情。接下來三個多小時，從抗戰(zhàn)資源到南洋僑情，再到教育興國，雙方你一言我一語，桌上菜漸涼，思路卻越談越熱。

可在到達延安之前，這位橡膠大王的心情并不輕松。三月末抵達重慶時，機場上鼓號鮮衣，八萬元歡迎經(jīng)費燒得熱鬧；轉(zhuǎn)身便是滿桌海味、滿廳香檳。陳嘉庚暗自皺眉：戰(zhàn)火紛飛，國民黨高層卻仍舊講排場。夜半，他召集考察團成員，“從今旅費自理，我們不是來享福。”

毛澤東那封邀請電報，恰在此刻如雪中送炭。蔣介石表面允諾，實際派兩名軍官隨行“保護”；陳嘉庚心知肚明，可還是執(zhí)意北上。飛機在延安降落時，他看見迎接隊伍里多是樸素百姓，孩子們揮舞自制小旗。那一瞬間，他有了某種預感：答案或許就在黃土高原。

最具沖擊的是窯洞里的工作場景。一張舊木桌，幾摞卷宗，煤油燈搖曳。毛澤東夾著煙卷伏案批文件，朱德推門而入，隨手把帽子掛在木釘上，沒有任何多余禮節(jié)。陳嘉庚私下感嘆：“這才像同甘共苦的戰(zhàn)友。”后來他在南洋演講時用一句閩南話歸納此景——“無官相，真交情。”

陳嘉庚并非熱血沖動之人。早在新加坡米店當學徒時，他就練就了細察人心的本領(lǐng)；做菠蘿罐頭、辦橡膠園，更讓他明白數(shù)字與行動的重量。因而在延安停留五天，他除會見領(lǐng)導，還主動與農(nóng)民、學童交談，甚至蹲在地頭摸了摸剛出土的馬鈴薯。所見所聞與重慶形成鮮明對比，他終于下定決心：回南洋后，募捐款項大部分轉(zhuǎn)投八路軍統(tǒng)轄的戰(zhàn)線，同時補充醫(yī)藥、汽車配件、無線電臺。

1942年新加坡淪陷，日本憲兵三次搜捕未果。陳嘉庚在爪哇避難時，把一小瓶氰化鉀貼身放好，“寧死不當俘虜。”抗戰(zhàn)勝利，他再度現(xiàn)身，重慶五百人慶祝大會上，毛澤東的條幅“華僑旗幟，民族光輝”八字高懸。陳嘉庚的回電謙辭，卻沒掩蓋一件事實：這位企業(yè)家早已把個人命運與民族存亡綁定。

1949年夏天，他應(yīng)邀抵達北平，周恩來親赴前門火車站迎接。八年未見的毛澤東，第一句話還是關(guān)心身體：“腰骨可好？”陳嘉庚笑言：“延安那碗雞湯給我補到今天。”隨即他提出關(guān)切——福建解放后需派能員治理。幾周內(nèi)，張鼎丞、葉飛雙雙啟程赴閩，中央的效率讓老人暗暗點頭。

新中國成立后，陳嘉庚把企業(yè)股權(quán)、房產(chǎn)、碼頭設(shè)備悉數(shù)捐出，用于廈門大學新校舍和集美學村。賬目里幾乎不留存款，他卻給自己定每日伙食五角：番薯粥、豆干、花生米。黃炎培造訪時不由感慨：“這怕是中國資產(chǎn)階級里最會‘窮’自己的人。”

有人疑惑：巨商為何如此徹底？答案得回到那四張飄落白紙。毛澤東的隨性之舉，在陳嘉庚眼里象征著“干凈”。白紙經(jīng)不起油漬，卻能映出菜肴本色；一個政黨若敢于把桌面亮出來，同樣值得托付巨額財產(chǎn)。“與其留錢給子孫，不如留機會給后生。”陳嘉庚后來多次引用這句話解釋。

1961年，遺體運回廈門時，集美學村的師生自發(fā)站到街邊。棺木緩緩通過，沒鞭炮，沒有鼓樂，只有浪聲拍岸。按照遺愿，墓碑上刻的只有名字、生卒年和一句簡單評語：“教育家、企業(yè)家、華僑領(lǐng)袖。”

四張白紙已成舊事，可它們在歷史留下的折痕，至今可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