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歲，沒上過一天班，挑釁全世界的思想家、物理學家，這也許是他最后一本書了

偉大頭腦 No.67 Julian Barbour

如果時間不存在呢？

如果時間真的只是幻覺，那么為什么世界中的一切——從浪花的消散、恒星的衰老，到人的出生與死亡——都如此堅定地朝著同一個方向展開？

正是在這個看似矛盾的問題上，朱利安·巴伯在他的新書《時間新史》中，完成了一次耐人尋味的轉身。

這個長期被視為“否認時間存在”的物理學家，并沒有簡單地推翻自己，而是把問題推進得更深：即便在一個基本層面“無時間”的宇宙中，時間的方向感——時間之箭——為何如此真實、如此普遍、如此不可逃避？

朱利安·巴伯對時間的癡迷始于1963年10月18日。

那時26歲的他剛從劍橋大學數學專業畢業，正搭乘火車前往德國巴伐利亞阿爾卑斯山，與朋友計劃攀登德國第三高峰瓦茨曼峰。車上手里的報紙摘要,介紹了英國物理學家保羅·狄拉克的一篇文章。

文章中，狄拉克質疑四維對稱性是否是物理現實的基本特征。巴伯后來回憶說，這段內容是在拆解愛因斯坦關于“三維空間加一維時間”的傳統觀點，試圖尋找更深層的真理。

第二天早晨，巴伯起床時頭疼欲裂，告訴朋友他無法繼續爬山，只好讓朋友獨自上山。他獨自坐著，陷入了一個問題：“什么是時間？”

巴伯原以為這個問題來自狄拉克的文章，但后來重讀才發現，文章中根本沒有提出這個問題。他戲謔地說，“那里壓根沒有一句狄拉克在問時間是什么。我一定是自己憑空想出來的，這樣才有信心去挑戰它。大概我想，如果這是狄拉克說的，那一定值當我去認真對待。”

這個關于時間本質的問題之大，使得巴伯無法完全“擁有”它，卻足夠支配他一生的事業。1999年，他出版了第一本關于這一主題的著作《時間的終結》，在書中他宣稱時間是一種幻覺——在描述宇宙如何運行的基本理論中，時間之概念并不存在。

該書被評論為“挑釁性十足”和“引人入勝”。在 紐約時報 上，物理哲學家西蒙·桑德斯稱其為“一部杰作”。但巴伯最令他欣喜的反饋，來自提出“黑洞”這一術語的偉大物理學家約翰·阿奇博爾德·惠勒。惠勒曾說：“如果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讀過這本書，他們今天仍會為之爭論不休。”

2020年，他出版了 《時間新史》——這是他自《時間的終結》之后的第一部書。書名（外文版THE JANUS POINT）借用了羅馬神雅努斯的形象，這位神祇有兩個頭，一個面向過去，一個面向未來。巴伯的論點是，大爆炸（他稱之為“雅努斯點”）在兩個方向上播撒了時間之流，使得時間“不再只有從過去到未來的單一方向，而是有兩個方向：從共同的過去（雅努斯點）向遠去的兩個未來延展。”

時間向前流逝，這是每個人最直接、也最難被質疑的經驗。這不僅是主觀感覺，更是可觀測的事實。所有過程，無論發生在地球一隅還是遙遠星系，無論是在久遠的過去還是此時此刻，都沿著同一個方向展開。

人不會逆生長，恒星不會返老還童，浪花拍岸之后只會化為泡沫，而不會重新聚合成完整的波峰。電影一旦倒放，因果關系立刻顯得荒謬——潛水員不是躍入水中激起水花，而是在水花消失時“破水而出”。

這種普遍而一致的方向性，正是巴伯在《時間新史》中反復強調的核心事實：時間是有箭頭的。比起其他許多科普作品或作家，巴伯只在他認為“真的有話可說”的時候才出版，這本身就值得去聆聽。

在《時間新史》中，巴伯系統梳理了三種尤為重要的時間箭頭。

第一種，也是最貼近生活、最具決定性的，是趨向平衡的時間箭頭。

當你用手指攪動一杯水，波紋會迅速出現；移開手指后，波紋又會逐漸消退，水面回歸平靜。這個過程不可逆——水不會在無人攪動的情況下自行恢復波紋。更關鍵的例子是熱平衡：熱咖啡會冷卻到室溫，人體會在寒冷環境中散失熱量，而不是反過來。這種向平衡狀態發展的趨勢，構成了我們日常經驗中最堅固、也最直觀的時間方向。

第二種時間箭頭與推遲波有關。

向池塘中投擲一塊石頭，水波從入水點向外擴散；我們永遠不會看到水波先在岸邊匯聚，再“噴出”一塊石頭飛回手中。無線電、電視信號同樣如此：它們從發射源傳播到接收端，而不是逆向而行。這種“先有因、后有果”的傳播方向，深深嵌入了我們對因果關系的理解。

第三種時間箭頭則來自量子力學。

在“薛定諤的貓”這一著名思想實驗中，系統在被觀測之前處于多種可能性的疊加態，而一旦觀測發生，波函數便坍縮，結果不可逆地確定下來。無論對量子測量的解釋多么復雜，現實中我們從未見過坍縮“反向發生”。

值得注意的是，“時間箭頭”這一概念最早由英國天體物理學家阿瑟·愛丁頓在20世紀20年代提出。他關注的，正是與平衡和不可逆性相關的方向性。巴伯在《時間新史》中繼承并擴展了這一傳統，把不同層面的時間箭頭視為同一深層結構的不同顯現。

這也正是這本書最具顛覆性、卻又最耐人尋味的地方。巴伯并沒有放棄他一貫的立場——在最基本的物理描述中，宇宙可能并不“在時間中演化”。

但他承認并認真對待一個事實：時間之箭不是幻覺，它是宇宙結構本身的一種結果。換言之，時間的方向性并不來自時間“流動”，而是來自宇宙整體狀態的非對稱性。

巴伯在《時間新史》轉向一個更深的問題：也許真正需要解釋的，從來不是“時間為什么流動”，而是“為什么世界具有不可逆的結構”。

從人生經歷來看，這種“逆流而行”的思考方式并不偶然。巴伯長期遠離主流學術體制，作為獨立研究者在英國鄉村獨自工作，不追逐項目周期和論文節奏。他的一生，幾乎與他所研究的主題形成了奇妙的對照：在一個被效率和時間表支配的世界里，他選擇以極慢的方式，反復凝視時間本身。

在物理界真正引起關注之前，巴伯并非學術界的超級明星。在劍橋，他自謙地說自己只拿了“第二等普通學位”，畢業后選擇去慕尼黑學習德語。在那里，他遇到了年輕學者彼得·米特爾施泰德，后者是海森堡的學生。

米特爾施泰德邀請他攻讀博士，巴伯原想研究埃爾恩斯特·馬赫關于時間本質的觀點，但米特爾施泰德卻說：“那太危險了——你很可能無所獲，而且永遠找不到工作。”于是巴伯的博士論文轉向了廣義相對論，這他后來坦言“寫得非常普通”。

巴伯始終覺得自己不適合學術體制。一次他詢問一個熟人，如果他進入學術界做研究，那會有哪些要求，對方回答“每年發表一兩篇好論文”。這個答案讓巴伯大為震驚：“我想，我絕對做不到那樣。”于是他放棄了追求教職的念頭，回到英國。由于在德國學習期間學會了俄語，他開始為美國物理學會翻譯俄語物理經典論文。

這工作乏味但穩定，而且“讓我有大約三分之一的時間去發展自己的想法。”為了滿足智識的渴望，他還常常出現在物理學會議上，以旁聽者的身份吸收思想，然后在空閑時間反復消化這些知識：“我把自己比作一只從學術界采蜜的蜜蜂。”

巴伯在自己位于牛津郡的住宅有一張定制的弧形書桌，從一樓窗戶就能看到他的童年故居。村里的建筑多由金色石頭建成，仿佛專門用來捕捉午后陽光。房子旁邊的路牌指向“阿卡迪亞”，即古希臘神話中的理想鄉。隔壁是建于十二世紀的圣彼得教堂。

這樣的環境仿佛出自電影《四個婚禮和一個葬禮》那樣的英格蘭鄉村風情——恰如一個長期與時間斗爭的人所安居的地方。

在大多數科學家看來，尋找宇宙意義并不是他們的工作范疇。傳統上，人們認為這是藝術家、作家或哲學家的領域。但巴伯似乎樂于交換科學與藝術的角色。他甚至認為藝術可能比科學更能指引我們理解宇宙的真實本質。

在《時間新史》中他寫道，人類深度創造的瞬間“或許是來自整體宇宙的潛意識啟示”，一場偉大歌劇詠嘆調的演出甚至能像數學方程一樣捕捉宇宙的某種本質。他把人類視為宇宙戲劇中的參與者，自稱是“宇宙所做一切的參與者”。

無論學術界如何定義他——科學家、思想者、作家還是挑釁者——巴伯都是科學宇宙中備受欣賞的參與者。他是個樂觀主義者和理想主義者，不是那種冷峻、永遠懷疑、象牙塔式的研究者。

他是一個“半杯滿”的人；他承認自己是一個柏拉圖主義者，相信理想的存在——某種隱藏在陽光斑駁小道深處的阿卡迪亞，我們尚未看見。這似乎正是驅動他一生的動力。

如果時間不存在，這個命題或許永遠不會被證明為真；如果時間真實存在，它的方向性也仍然需要解釋。但通過《時間新史》，朱利安·巴伯讓我們意識到：真正深刻的問題，往往并不是站在“有”或“無”的一側，而是迫使我們重新思考——我們究竟在用什么方式理解世界的秩序、變化與自身的存在。

在這個意義上，時間之箭不僅指向宇宙，也指向人類思考的邊界。

本期策劃：蘆丁

編輯：蘆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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