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診為ADHD：疾病為何成為我們的“時尚單品”？

「或許，唯有當我們共同構建一個容錯、包容、能尊重痛苦、能看見彼此處境的社會時，那些被過度征用的疾病標簽，才會逐漸褪去其不應承載的、作為“赦免權”的沉重使命。」

“比起刷抖音，ADHD更喜歡刷微博和小紅書。”

“ADHD會控制不住地拖延。”

“ADHD不能穿高領毛衣，脖子會很扎。”

在小紅書平臺搜索“ADHD”詞條，熱度較高的帖子里，網友們正進行著對ADHD病癥的激烈討論。在對各種奇怪癥狀的歸納與確認中，他們發出驚呼：

原來自己真的是ADHD！

（“ADHD”詞條下的熱門帖）

ADHD，即注意缺陷與多動障礙，也就是我們俗稱的“多動癥”。最近，關于ADHD的癥狀科普帖越來越多，線下確診和“賽博自診”為ADHD的網友也越來越多。

確診者們在網絡上呈現的情緒是反直覺的：“確診ADHD讓自己的人生得到了解釋”，與被告知患上其他疾病所帶來的痛苦不同，許多人在確診后反而感到釋懷甚至“豁然開朗”。

（確診ADHD后感到釋懷的網友）

與此同時，一則名為“心理學正在把正常人，診斷成病人”的短視頻橫空出世。腦科學博主楊雨坤在視頻中提出了一個驚人的觀點——精神疾病存在標簽化趨勢，這已經嚴重影響了人們對自己心理狀態的認知。

（博主楊雨坤在視頻中的分析）

在科普與偽科普的共同助力下，“ADHD”、“回避型”、“雙相情感障礙”等字眼已經充斥互聯網的各個角落，專業的名詞正逐漸變成一個個“時尚單品”。

在為“對錯”爭個面紅耳赤之前，關于這個現象，或許我們還能追問一句：

它為什么會發生？

01

為什么有人愿意認領疾病

無論是否能在醫學意義上被下達診斷書，與疾病對號入座，我們多數始于同一種感受——

“我感覺不舒服。”

這種“不舒服”，對當代年輕人而言，可能是一種難以名狀、卻早已持續多年的生命體驗。

童年時的我們，或許都有過類似的經歷：學校的不愉快讓我們心情持續低落，跟父母傾訴時卻被當成“矯情”；明明很努力卻難以集中注意力聽講，被老師口中“不是學習的料”就定義全部；眼淚控制不住掉落的瞬間，同時落地的往往還有那句“真難伺候”。

小說《艾晚的水仙球》中，神童艾好在考入少年班后，因癡迷鉆研數學、無法適應環境而患上了精神障礙。當妹妹艾晚詢問起哥哥的狀況時，媽媽用一句“不該問的少問”堵上了她的關心。“精神病”是洪水猛獸，倘若它真的不幸降臨在自己孩子身上，不提起、不承認，把孩子藏好、等他“長大”，這仿佛是那個時代大人們的共識。

（兒童文學《艾晚的水仙球》，黃蓓佳著）

于是，這些“不舒服”被我們輕輕咽下，帶著一點困惑的殘渣，消化成“自己不夠堅強、不夠成熟”的信念。

這種信念，在今天終于找到了出口：當我們在社交媒體上刷到“ADHD的10個表現”、“你是否患上了焦慮癥”等清單時，那些深埋的在記憶中的不舒服被串聯起來——原來就像感冒會打噴嚏一樣，它們不是羞于啟齒的，而是某種可被命名、可被歸類的癥狀。

ADHD科普博主Shiny表示，確診讓她從無比內耗和自卑的狀態中抽身。為此，她甚至跑了兩家醫院來向自己證明：診斷無誤。

（ADHD博主Shiny講述自己的確診感受）

這正是互聯網上認領疾病后，那些反常情緒背后的邏輯：個體精神層面的異常和痛苦頭一回“被看見”。不是矯情，不是懶惰，不是不合群，只是在過去，精神問題與心理疾病還沒有被廣泛地關注和認知。

同時，還可以用自我差異理論來理解這種“認領”：人的內心存在著“應該自我”（你認為應該成為的那種人）和“現實自我”（你認為自己是何種人），兩者之間的差距會帶來持續的焦慮。此時，對ADHD或其他疾病的確認，悄然修正了“應該自我”的標準，使其與“實際自我”更加接近。近年來，“原生家庭決定論”的廣受追捧也印證著這一理論：通過調整認知中自我應該達到的上限，人們更易獲得內心的平靜。

（自我差異理論）

至此，我們終于得以與那個被他人與自己共同苛責的自我和解，這種更深入的理解也成為了指導生活的新方針。

（確診后明確新職業規劃的網友）

02

標簽之下，混淆的“正常”與“完美”

“標簽”是何時出現的？

標簽化是互聯網文化追求高效表達的結果，人們通過標簽快速識別自我、錨定群體：外向的是“E人”，內向的是“I人”；喜歡動漫，便是“死宅”，現實生活豐富，便是“現充”。

同理，當醫學描述被提煉為一個個鮮明的癥狀時，一種新的自我歸類方式就此誕生。短視頻平臺ADHD相關內容中，“第一視角看ADHD”當屬流量最好的那一類。創作者用鏡頭模擬“ADHD患者”的世界：總忘記帶鑰匙、走路時會踢路上的空瓶子、不自覺地一直按動圓珠筆的按鈕...

（“第一視角看ADHD短視頻”及其熱評）

點進部分創作者的主頁，我們不難發現，這些人并非真正的ADHD患者或專業人士，而是所謂的“娛樂短視頻生產博主”。但也正是這種非專業的、強戲劇化的內容，引發了更多網友的共鳴與傳播：評論區整齊排列著“原來我有病”、“簡直是我的日常”和“已確診”。

（視頻引發大量網友共鳴）

這恰恰印證了傳播學家李普曼在《輿論》一書中對“刻板印象”的描述：人們依賴這樣一套預先形成的、簡單固定的觀念或印象來認知事物，以此節省精力。當觀眾在15秒內就能完成從“觀看”到“確診”的心理過程時，復雜的醫學概念已然是無需再關注的。這種不完全的認知，在二次傳播中進一步流變，最終，ADHD等專業名詞呈現出如今“時尚單品”般的面貌。

標簽化或許能助力傳播，但危險也在其中醞釀。我們不自覺地用疾病的尺子去丈量所有，“正常”與“完美”正在被混淆。

疾病，指身體或精神處于異常狀態。但當“控制不住刷短視頻”被等同ADHD，“持續的悲傷”被視為抑郁癥，“情緒快速起伏”被當成雙相，我們已然走到了那個被斥責“矯情”的年代的鏡像反面。急于為復雜感受貼上醫學標簽，看似是自我探索的起點，實則是思考終結的句號。它用“我無法改變”的預設，為所有困境提供了不可辯駁的免責聲明。

（將不同人格特質與心理疾病相關聯的圖文）

這種混淆的后果，遠不止自我認知上的偏差。“NPD（自戀型人格障礙）”、“BPD（邊緣型人格障礙）”、“回避型”等術語正在被濫用，人際關系中的具體問題被粗暴塞入同一個筐子里，這些詞匯正在成為自我攻擊和攻擊他人的工具：

社交媒體中，對“回避型伴侶”的討伐無處不在，其中的許多人甚至還無法分清“回避型人格障礙”和“回避型依戀”；近兩季《再見愛人》節目里，就有楊子、留幾手、麥琳、梁淞、何美延5位嘉賓被賽博診斷為NPD——盡管幾人身上的缺陷各不相同，但用簡單的三個字母就能彌合這種差異，并為他們套上統一的“惡人濾鏡”。

（近兩季《再見愛人》中被打上NPD標簽的嘉賓）

我們需要清醒地意識到，一個正常的人類，本就擁有痛苦、困惑、崩潰與憤怒的權利。人性天然包含焦慮、懶惰、嫉妒與自私的陰影，會與他人爭吵，會在壓力下拖延，會在深夜陷入無來由的悲傷——這些是生命中無法被刪除的灰度。

時刻情緒穩定、永遠積極陽光、自律自省的完美狀態，是社會為人們定制的理想模板，不是我們必須達成的現實。真正的健康與正常，或許不在于消除所有負面狀態，而在于看見與喚醒生命力的瞬間，在于獲得包容并穿越這些狀態的能力。

03

于討論的終點，看見尊重

當下，圍繞著ADHD等神經障礙或精神疾病標簽化的激烈爭議，常常陷入一場無解的“鑒定”之戰：一方指控他人跟風裝病，另一方則捍衛著自我診斷的正當性。

（兩種不同的聲音）

其實，對所謂“真假”的審判不會有結果，也并無意義。討論的盡頭，我們真正需要建立的共識，并非一個關于疾病判斷的標準答案，而是一種更樸素、更珍貴的素養：尊重。

尊重病患。疾病是痛苦的，任何語境下，對疾病的討論都不應該浪漫化、輕量化、娛樂化。當抑郁癥被玩梗為“玉玉癥”，當ADHD被吹捧為“天才病”，真正的痛苦便在其中失語，遭受病痛的人將被推向更深的深淵。

他人的病理，從來不該成為供任何人消費的景觀，沉默的共情往往勝過喧囂的解讀。

（被娛樂化的抑郁癥）

尊重自我。疾病標簽應當被工具化，而非身份化。作為一把鑰匙，它應該用于打開一扇理解自我的門，而不是用來在門上永久刻下“病人”二字，并從此鎖上自己的其他可能性。

同時，當我們真正被某種病癥困擾，也無需忍受或藏匿，盡可能去尋求科學、專業的治療方案。相信自己的感受，更要相信醫學的方法。

當下，越來越多人選擇為自己打上疾病的標簽，恰恰是以一種令人心酸的方式，折射出尊重與共情的稀缺：

如同上學或工作請假，病假永遠最讓人心安理得。從何時起，生病成了我們被社會甚至被自己赦免的唯一理由？

（期待著感冒一場的學生）

痛苦仿佛是需要“合法性”的。自我診斷在某種程度上，也成了一種對“不被看見”的無奈吶喊，是對脆弱權、對他人關切的曲折索求。

因此，標簽泛濫本身，或許正是一份醒目的共情赤字報告。它呼吁的，遠不止更精準的疾病科普，而是一場認知革新：去尊重每一個人作為“人”的天然局限性，無論其痛苦是否達到了疾病的醫學刻度。

韓劇《善意的競爭》中，普通中學生們通過服用ADHD處方藥來提升自己的注意力，這種藥被稱為“聰明藥”——當一個系統的標準是如此嚴苛，正常孩子的境遇與病人也別無二致。

（《善意的競爭》中學生服用的處方藥）

或許，唯有當我們共同構建一個容錯、包容、能尊重痛苦、能看見彼此處境的社會時，那些被過度征用的疾病標簽，才會逐漸褪去其不應承載的、作為“赦免權”的沉重使命。

（圖片素材來源于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