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惡貫滿盈的特務，41歲逃到臺灣，84歲在大街上說共產黨的好話

1949年4月28日的凌晨，上海外灘還籠著寒意，一輛深色福特轎車疾馳而過，車里的人緊緊攥著皮手套，神情惶急。司機低聲提醒：“再不走，可就來不及了。”這名匆忙出逃者，正是軍統東南特務區長毛森。不到一個月后，人民解放軍即將進城，他深知留在上海只有死路一條，于是決定奔赴臺灣。這一夜，成了他四十一年特務生涯的分水嶺。

時間倒回1908年，浙江江山的農村剛迎來破曉。毛家長子呱呱墜地，取名毛森。二十年代末，他考入浙江警官學校，被戴笠相中，隨后進入軍統體系。槍法準、心狠，他很快被派到杭州站任職。身邊同僚背地里說：“這小子沒半分猶豫，像擰螺絲一樣干活。”一句話，概括了他的冷血作風。

對毛森而言，1945年日本投降不意味著硝煙散盡，反而帶來了更狂熱的“剿共”機會。同年九月，他接管汪偽七六號特工總部，原先的檔案、暗室、刑具盡數落入手中。上海地下黨多條交通線因此被他一把攥住。短短數月，近百名地下黨員被捕，其中就包括在醫院療傷的金柯夫婦。毛森誘迫二人叛變，再把他們送回蘇北搞破壞，刀俎與魚肉之間，轉眼完成角色互換。

進入1949年春，國民黨在大陸已是一盤殘棋，可毛森仍舊發出大批逮捕令。僅上海一城，他先后抓捕三千余人并處決三百余人，李白、秦鴻鈞等優秀地下工作者慘遭殺害。有人提醒他形勢已去，不必再造殺孽，他擺手：“上峰的命令，照辦就是。”嘴上說的是命令，其實是賭徒心態，想用流血換取蔣介石最后的賞識。

同年五月，上海戰局塵埃落定。毛森先搭船逃往廈門，再飛往臺北。抵達后，蔣經國為籠絡舊部，將他安插進所謂“國民黨革命行動委員會”。毛森仍舊負責敵后破壞，福鼎、溫州沿海的漁民對他的暗襲記憶猶新，夜里漁火剛亮，海面就突遭炮擊，十幾艘漁船被迫棄網奔逃，苦不堪言。

然而在臺灣的七年，并沒有讓毛森重拾往日風光。情報戰連連失利，他的職位逐漸邊緣化。1956年，他帶著積攢的金條和外匯去了琉球，隨后又輾轉泰國、美國，靠房產和股票過活。多年漂泊，讓他產生了濃烈的鄉土情結。常有人聽到他自語：“要是還能回江山老家走一趟，死也閉眼。”

機會出現在1992年。彼時兩岸往來漸多，八十四歲的毛森以探親名義回國。機艙落地浦東時，他拄著手杖站在舷梯口足足停了半分鐘，面色復雜。隨行親屬提醒：“注意點，別多說話。”誰料幾天后，他在江山老街見到翻新的水泥路、嶄新的校舍，突然情難自抑，對圍觀鄉親脫口而出八個字：“共產黨了不起，人民政府了不起！”這句贊嘆，讓旁人一時愣神。

街角的小賣鋪老板忍不住追問：“毛先生，當年真殺過那么多人？”老板的口氣有敬畏也有探究。毛森沉吟片刻，只回一句：“那時候，我得聽命令，混口飯吃。”語氣平靜，卻難掩逃避意味，再無下文。

一周探親期里，他去祖墳上添土，又捐出一筆錢給當地中學修理圖書館。鄉親們請他寫幾個字，他寫下“謝謝親愛的鄉親們”。看似樸素，背后卻是對徹底落空的人生算計的一聲嘆息。有人好奇，他為何敢在大街上盛贊共產黨？熟識他的舊警察分析：“晚年飄零，唯一能讓他踏實的，是腳下這片土地。到了這把年紀，他更怕無處安身。”

毛森后半生極少提及地下刑室里的血跡，也很少談及臺灣時期的暗殺計劃。他對外只重復一句話：“過去的事，早翻篇了。”但歷史不會隨一句輕描淡寫而消散。卷宗里清楚記錄了他在1949年的濫殺，也記下他對下屬下達“先槍決后備案”的口頭命令。檔案封面仍在發黃，字跡還透著當年的戾氣。

值得一提的是，1993年冬天，他再次申請入境大陸未果，理由是“健康原因不宜長途旅行”。一年后，毛森病逝于紐約，享年八十六歲。遺囑里，他要求骨灰撒在故鄉江郎山腳，但家屬最終只是寄來一個空罐。當地民眾對此頗為無奈：“他的人生戲臺上，連最后一幕都虛無。”

毛森的一生，前半段是鐵血陰影，后半段是漂泊無根。四十一歲倉皇逃臺，八十四歲當街稱贊共產黨，兩個懸殊場景之間，并沒有英雄轉折，只是時代巨輪碾過個人命運的必然。正如一位研究者總結：“在迅速更替的政權面前，個體如果失去底線，總會被潮水裹挾。而潮水退去，留下的既有深仇，也有嘲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