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為國家收回香港，卻為叛國逆子求情，最終的答復讓他絕望

有些人的臉面，是給國家的，一輩子掙得盆滿缽滿；有些人的臉面，是留給家里的，一輩子守得嚴嚴實實。

可有的人，把國家的臉面掙得比天還大，回過頭，卻發現自家的門楣塌了。

2000年開春，北京城里還帶著點涼意。

中南海旁邊的一座院子里，突然傳出一聲不像是快九十歲老頭能發出的吼聲，那動靜，像是要把房蓋兒都掀了。

吼聲里頭，全是那種英雄末路、顏面掃地的窩囊和憋屈。

坐在他對面的，是當時中央辦公廳的主任，專門來看他的。

這位主任就那么靜靜地坐著，看著眼前這位一輩子腰桿挺得筆直的老人，因為自己兒子的事，哭得跟個孩子一樣，老淚混著鼻涕往下淌。

“我沒把孩子教好！

我沒臉見人了，我對不起黨！”

這一嗓子，喊碎了一位開國元勛后半輩子的心。

他在外面給國家掙足了面子，什么基辛格、田中角榮，見了他都得客客氣氣、打起十二分精神。

可他偏偏在家里這個戰場上，輸了個底朝天，連做爹的最后一點體面都沒保住。

想弄明白這老爺子心里的苦，得把他這一輩子掰成兩半看，一半在槍林彈雨里，一半在看不見硝煙的談判桌上。

要說姬鵬飛這人，他最早拿的不是槍，是手術刀。

他老人家一輩子的起點，壓根就不是在地圖上指點江山的指揮部，而是在一股子消毒水味兒的戰地醫院里。

窮人家出身，十幾歲就混進了馮玉祥的西北軍，在軍醫學校學了個手藝。

在那個年月，能救人命，就等于能保自己的命。

可時代的大浪一來，誰都別想安安穩穩地待著。

1931年，江西寧都那幾聲槍響，徹底把他的人生軌道給扳了。

當時他已經是國民黨軍隊里的少校軍醫，正經的科班出身。

但他跟著董振堂、趙博生那幫人，腦子一熱，或者說是看明白了，就這么卷進了紅色的隊伍。

從那天起，他手里的那把刀，服務的對象就換了。

長征那會兒，兩萬五千里的路，他是跟在隊伍后頭的“保命官”，當著軍委后生部的頭兒。

雪山草地，沒吃沒喝，傷員一抬下來，就看他的了。

他得從閻王爺手里搶人，用最簡陋的家當，把一個個年輕的生命從死亡線上往回拽。

那段日子，讓他看透了生死的殘酷，也看懂了信仰的分量。

等到皖南事變，自己的戰友被自己人背后捅了刀子，那股子悲憤和刺痛，讓他做了個讓所有人都沒想到的決定。

他跟上級說，我不當醫生了，我要帶兵打仗。

放下手術刀，拿起指揮刀，這可不是從廚房換到堂屋那么簡單。

這是從救一個人，到決定成百上千人怎么活下去的轉變。

很多人都替他捏把汗，覺得一個拿慣了柳葉刀的手，怎么去指揮千軍萬馬。

可姬鵬飛愣是干成了。

他身上有股子外科醫生特有的勁兒：冷靜、精準、下手狠。

看準了病灶，一刀下去，絕不哆嗦。

打汝南戰役，他帶著第七縱隊，硬是像做手術一樣，把敵人的防線一塊塊給精準地切開、剝離，最后整個端掉。

他打仗，不講究什么花里胡哨的戰術，就是實用，就是看準了往死里打。

這種風格，讓他在解放戰爭的戰場上，從一個“半路出家”的指揮員，硬是打成了獨當一面的將軍。

建國后，就在所有人都以為這位儒將要繼續在軍隊里大展拳腳的時候，一紙調令，又把他的人生軌道給扳了一下。

周恩來總理親自點將，讓他脫下軍裝，穿上西裝，去搞外交。

這一下，戰場又換了。

從真刀真槍的沙場，換到了唇槍舌劍的談判桌。

對手，也從扛著槍的敵人，變成了西裝革履、笑里藏刀的各國政要。

這對姬鵬飛來說，難度比當年“棄醫從武”大多了。

他沒什么外交經驗，外語也得從頭學。

那時候的外交部，大多是留過洋的知識分子，說話引經據典，而他，身上那股子軍人的直來直去，顯得有點格格不入。

但他還是那股勁兒，不懂就學，不會就問。

他把每一次外交談判，都當成一場攻堅戰。

摸清對方的底牌，分析對方的弱點，判斷對方的意圖，然后一擊必中。

他不像有些外交官那么能言善辯，但他說話，分量重，每一個字都砸在地上有聲。

因為所有人都知道，這個看起來文質彬彬的部長，是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將軍，他說的每一個“不”字背后，是一個強大國家和一支強大軍隊的意志。

七十年代，中國外交破冰，那可是姬鵬飛最高光的時刻。

美國人來了，基辛格這個被西方吹上天的戰略家，跟姬鵬飛坐在一張桌子上，也得小心翼翼地措辭。

日本人來了，田中角榮急著要建交，姬鵬飛不急不躁，在涉及國家主權和歷史問題的每一個字眼上，寸土不讓。

最后，《中日聯合聲明》簽下來，每一個條款，都凝聚著他通宵達旦的據理力爭。

那一刻，他守的是“國門”的尊嚴。

時間一晃到了八十年代，他又接了一個更燙手的山芋——香港問題。

當時中英談判，撒切爾夫人剛打贏馬島戰爭，氣勢洶洶，一上來就想搞“主權換治權”那套。

姬鵬飛當時是港澳辦主任，直接負責這件事。

他跟著鄧小平，一次次跟英國人交鋒。

小平同志在前面定了調子：“主權問題，沒有半點回旋的余地！”

姬鵬飛就在后面，把這個調子，變成一條條具體的、無法撼動的法律條文。

從《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到《基本法》的起草，他幾乎是把后半生的心血，都撲在了香港回歸這件事上。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五星紅旗升起的那一刻，姬鵬飛作為特邀嘉賓，坐在觀禮臺上。

看著那面旗幟，這位老人的心里，想必是翻江倒海。

他這一輩子，從戰場上保衛國土，到談判桌上捍衛主權，終于親眼看到了這最圓滿的一幕。

他守了一輩子“國門”，到老了，總算親手把這扇丟失已久的“門”給迎回來了。

可就在他為國家的“大門”感到無比榮耀的時候，他自己家的“小門”，卻出了天大的事。

他的兒子姬勝德，利用自己在總參二部部長的位置，干出了驚天動地的大案——出賣國家最高級別的軍事情報。

這事捅出來，整個高層都震動了。

一個為國家守了一輩子秘密和尊嚴的人，他的親生兒子，卻干著挖國家墻腳、賣國求榮的勾當。

這比在姬鵬飛心口上捅一刀還難受。

案件查實，證據確鑿，姬勝德被判了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得到消息的姬鵬飛，一下子就垮了。

他一輩子的榮耀、一輩子的信仰，在這一刻被他兒子踩得粉碎。

他想不通，自己一輩子對黨對國忠心耿耿，怎么就養出了這么個逆子。

于是，就有了開頭那一幕。

他拖著病體，四處求情，甚至想用自己一輩子的功勞，去換兒子一條命。

這不是一個高官在動用特權，而是一個絕望的老父親，在做最后的掙扎。

他給中央寫信，話里話外只有一個意思：我為國家干了一輩子，臨到老了，能不能就看在我這張老臉上，給我留個后。

中央的態度很明確，也很堅決：功是功，過是過，誰犯了法，都不能凌駕于國法之上。

前來探望他的那位領導，帶來的就是這個最終的、無法更改的答復。

當姬鵬飛聽到這個結果，他徹底絕望了。

他一生中最看重的兩樣東西——國家的臉面和家庭的臉面，在這一刻，他一個都保不住了。

他覺得沒臉再見那些犧牲的老戰友，沒臉再面對這個他奉獻了一生的國家。

2000年2月10日，在無盡的痛苦和羞愧中，這位戎馬一生、功勛卓著的老人，選擇了用一種最慘烈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一生。

他走了之后沒多久，他的老伴許寒冰，也跟著他去了。

姬鵬飛的骨灰，按照他的遺愿，一半灑在了他戰斗過的太行山上，另一半，灑在了八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