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一中統特工因生活困難致信陳賡，陳賡：我曾托公安局照顧您

1956年3月15日，北京西直門車站的夜風仍帶著料峭寒意。一個花白頭發的老人被南京軍區派來的聯絡員攙扶著走下硬座車廂，他叫鮑君甫。就在十幾分鐘前，陳賡讓警衛連打來電話：“老朋友到了，務必接穩。”

從南京到北京不過一夜，可鮑君甫心里七上八下。兩年前，他還在下關路口擺煙攤。1954年秋，他鼓足勇氣寫信給陳賡，信紙很薄，字卻顫抖——生活確實難，三個孩子讀書，全靠一點零散稿費。短短兩頁，沒有一句埋怨，只求“得一碗熱湯”。信寄出不到十天，陳賡的回信就到了：“我曾托南京公安局照顧您，具體困難再告。”這一句，把老人支撐到今天。

拉回到1928年5月，上海霞飛路一家咖啡館里，鮑君甫與陳賡第一次握手。那時他化名楊登瀛，表面是中統駐滬特派員，暗地卻給中央特科遞情報。陳賡開門見山：“敵人密網扎得緊，你愿不愿扯開一個口子？”鮑君甫端起冷咖啡，輕聲答：“只要救得了人，這碗咖啡算交押金。”簡短一句，決定了他此后三年的危險行當。

隨后，租界巡捕房、淞滬警備司令部、英捕房等處，頻頻出現鮑君甫的身影。他向中統遞上一份無關緊要的“勝利戰報”，又悄悄將真正情報塞進陳賡隨身的皮手套。1930年那場針對周恩來的誘捕行動，正因鮑君甫一句“務必設法確保周恩來的人身安全”，才讓中央提前布置，黃第洪就此被清除。有人說這只是驚險小說，檔案卻一頁頁寫著事實。

1931年，顧順章叛變。鮑君甫被捕，南京憲兵司令部夜里燈火通明，刑訊時有人吼：“說還是不說？”他一聲不吭，只冷笑。半年后，張道藩活動使他出獄。最灰暗的日子里，他只記得陳賡臨別那句：“以后共產黨要得天下，絕不會忘記你。”

抗戰爆發，他被任命為南京反省院副院長，卻已心灰意懶。1949年春，解放軍進城，他沒跑，只把公函丟進下水道，轉身去擺攤。鎮反登記開始，他自認曾立過功而未報，結果還是被捕。法庭準備重判，他沖著審判長說出陳賡的名字。此舉并非豪賭，而是相信那句舊約。

1951年11月，陳賡從朝鮮戰場寄來的親筆信抵達南京，“鮑與我黨關系確實存在，貢獻頗大。仍以注意、管制為好。”法院態度立即改變，最終改判管制一年。對外人看來，他逃過一劫；對他而言，這只是昔日承諾兌現的第一步。

管制期滿，生活依舊困頓。陳養山已任司法部副部長，得知情況又去信南京公安局，“鮑君甫當年服務隱蔽戰線，理應協助。”補助款很快批下，卻因手續復雜拖到1954年才發到他手中。于是那封求助信被寄往北京。

再說回1956年的北京。鮑君甫在協和醫院裝了整口假牙，換上呢子軍大衣，照相時還欠好意思地笑——幾十年來第一次吃硬花生米沒磕牙。隨后，他在工作人員陪同下游故宮，看軍事博物館。離別那天，陳賡拍拍他的肩膀：“日子會一天比一天好。”老人只回答四個字：“受之有愧。”

1957年起，南京公安局固定給鮑君甫每月補貼一百五十元。陳賡每次過江東去南京，都要順道坐一會兒，聊不了大事，只問菜價、問孫子識字沒。1961年秋，陳賡在上海病重彌留，身邊人聽見他輕輕提到鮑君甫的名字。那年冬天，鮑君甫在南京的冷巷里點了一柱香，拄杖站了一小時。

1969年12月，68歲的鮑君甫病逝。臨終前，他叮囑子女：“我不是叛徒，也不是英雄，只做過自己該做的事。”周恩來獲悉后立即批示：“其家屬生活要顧。”簡單一句，延續了舊情。

二十世紀中國的隱蔽戰線曲折復雜，檔案上的數字冰冷，卻掩不住人情溫度。鮑君甫既不是典型烈士，也談不上完美無瑕，他的抉擇更多來自樸素善念。陳賡、陳養山乃至周恩來對他的關注，同樣源于一句話——答應過的，就要做到。凡此種種，正構成了那段歷史中最不顯眼卻最有力的聯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