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哥老會成員，出任過紅29軍軍長，為何在55年失去評銜資格

一九五五年秋天，北京正在舉行一場隆重的授銜儀式。臺下坐著一位身材高大的陜北漢子，表情平靜。他叫李仲英。臺上許多接受軍銜的將領，曾經是他的老部下或老戰友。但此時，他的職務是陜西省軍區參議室副主任，而且他已經不是黨員了。一位立過不少戰功的紅軍軍長，為什么會坐在這里呢？他走過的道路，比臺上的許多人更加曲折。

這一切要從陜北的黃土高原說起，一九零九年，李仲英出生在安定縣張家溝。因為家里太窮，父母把他過繼給了瓦窯堡一個叫李二刀客的人。這位養父是當地哥老會里有名的人物。少年李仲英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很早就學會了江湖規矩和生存法則。

一九三零年，陜北的局勢正在變化。謝子長等黨員正在這一帶組織農民，開展革命。二十一歲的李仲英聽說了這些新道理。他沒有猶豫，帶著一幫平時要好的兄弟，找到了謝子長的隊伍，加入了陜北紅軍游擊隊。就這樣，他從哥老會成員變成了一名紅軍戰士。

參軍以后，李仲英作戰勇敢，也有頭腦。他跟隨部隊在陜甘邊一帶創建根據地，打過不少硬仗。一九三五年十月，紅軍在勞山設下埋伏，殲滅東北軍一個整師。那時，李仲英已經是團長，他帶隊完成了重要的穿插任務。這一仗讓紅軍聲威大震，李仲英的名字也傳開了。

李仲英還有一項本事很管用。因為早年的關系，他去說服一些帶有哥老會背景的民間武裝時，常常能成功。憑借這些早年積累下來的人脈，他為紅軍招來了不少人，也籌集了不少槍支。

全面抗戰開始前，紅軍進行改編，紅二十九軍于一九三七年三月成立。第一任軍長是蕭勁光，但他很快就被調走。接替紅二十九軍指揮權的，就是二十八歲的李仲英。這可以說是他一生中最頂峰的時期。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李仲英沒有前往華北前線，而是留在陜甘寧邊區。組織上任命他擔任八路軍一二零師三五九旅參謀長，主要任務是守衛邊區北大門，保衛黨中央。

他需要應對兩個方向的敵人。一方面是制造摩擦的國民黨頑固派，如綏德專員何紹南。對付這些人，李仲英很有辦法，他發動老百姓，揭露何紹南破壞抗戰的行為，并做好軍事準備。一九四零年二月，邊區軍民一起行動，沒費一槍一彈，就把何紹南從綏德等五個縣趕走，事情辦得干凈利落。

李仲英的另一個對手是黃河對岸的日軍。鬼子多次準備渡河進攻。李仲英負責組織人力，修建堅固的河防工事，把敵人的進攻全部擋住。然而，連年征戰讓他的身體落下病根。早年的腿傷和氣喘病在邊區缺醫少藥的環境中經常發作，疼痛難忍。有時候，他實在沒有辦法，只能靠吸一點大煙來止痛。這個不得已的辦法，就像一顆種子，埋在了他之后的生活里。

抗戰時期，邊區需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抗日力量。邊區周圍有不少民團和自衛武裝，他們龍蛇混雜，成分復雜。很多知識分子出身的干部去做工作，效果不好。但李仲英一去，情況就不一樣了。

他懂得那些頭領的想法，說話辦事都合他們的綠林規矩。他不僅講抗日救國的大道理，也講信用、重承諾。這樣一來，不少武裝都愿意和他來往，有的保持中立，有的還給邊區提供過幫助。大家都覺得，讓他來做這項工作，其實是找對了人。

形勢很快又發生了變化。解放戰爭開始后，李仲英的工作再次調動。他前往晉綏軍區，擔任第二軍分區副司令員。此時的戰斗與抗日時期不同，面對的是裝備精良的國民黨正規軍，作戰地域也經常變動。

他手下的兵力不多，但活動范圍不小，主要任務是在山西西北部牽制敵人。他把部隊分散開來，依靠當地老百姓與敵人周旋。一九四八年，西北野戰軍組建新縱隊，李仲英被調到第八縱隊第十四旅，仍擔任副旅長兼參謀長。他參加了大同等地的戰斗，負責指揮部隊阻擊敵人援軍，任務完成得不錯。

但到一九四九年初，部隊進行統一整編，一個變化落在李仲英頭上。他被任命為一野第八軍二十三師副師長。不少與他資歷相當的干部職務都提升了，而他這位曾經的紅二十九軍軍長，職務看起來越來越不符合他的資歷。

西北主要戰事結束后，剿匪和地方建設工作成了重點。一九四九年七月，組織上派李仲英到情況特別復雜的甘肅臨夏，擔任軍分區司令員兼黨委書記。那里民族多、土匪多，剿匪任務非常繁重。剛去的時候，他干得很有聲勢，集中力量打掉了好幾股主要土匪。

一九五零年春天，為了盡快消除匪患，上級要求收繳民間散落的槍支。李仲英在執行過程中，方法上出了差錯。他過于急躁，沒有深入做好老百姓工作，采取了一些簡單生硬的辦法。結果，這事被少數反動分子利用，煽動起大規模對抗，還發生了流血事件。局面后來雖然被部隊控制住，但惡劣影響已經無法挽回。

上級認為，他在這件事上犯了嚴重錯誤。很快，他被調離臨夏，不再擔任軍事主官，改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公安部管教處處長。

安穩日子沒過多久，一場全國性的運動開始了。一九五一年底，“三反”運動展開，聲勢很大，每個單位都要進行。李仲英在管教處長位置上，也成了被審查對象。有人提出了幾個問題，最主要的是他長期吸大煙的事。他解釋這是戰爭時期留下的傷痛所致，組織上過去也了解這個情況。

另外，還有人提到他把一些公款借給商人周轉，以及使用一輛舊小汽車等問題。運動期間氣氛緊張，他的一些解釋被看作“態度不好”。一九五二年四月，他的處理結果公布：行政撤職，黨內給予留黨察看兩年處分。這個處分已經很重，但事情還沒有結束。

到了一九五四年，李仲英的問題再次被提出。當時的普遍結論是，他個人作風有問題，對組織審查有抵觸情緒。最終，他被開除黨籍，被安排到陜西省軍區參議室，擔任副主任職務。這里主要是安置人員的崗位，沒有實際權力。從此，他徹底離開了一線崗位。

一九六一年，李仲英在西安去世。他晚年的生活，和許多當年叱咤風云的老干部不同，過得比較冷清。組織上對他的最終結論，始終是一九五四年的決定。

二十多年后的一九八三年，陜西省委系統整理歷史檔案時，重新審查了他的材料。復查注意到，他吸大煙的問題確實與嚴重的戰傷病史有關，當時也有過特批治療的情況。他的其他問題放在后面來看，也有不同的結論。

二零零五年，經過有關部門復核，確認了他在紅軍時期的黨籍。這個決定，為那段復雜的歷史提供了一個補充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