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毛澤東探望王季范，期間用水瓶喝水，王季范：為何如此見外？

1950年10月的一天午后，京城已有幾分涼意。豐澤園客廳里，王季范正與毛澤東話舊。衛士遞上一只鋁皮水瓶，主席仰頭喝了兩口。王季范愣了一下，低聲問：“潤之，你我兄弟，為何還拿這瓶子？茶杯就在桌上呀。”一句“為何如此見外”，把幾十年情誼一下子拉回眼前。衛士忙解釋保衛規定，毛澤東笑著放下水瓶，端起熱茶，“沒那么多兇險，九哥放心。”小插曲雖短，卻映出兩人身份與友情間獨特的張力，也讓在場工作人員暗暗稱奇——王季范敢直言，毛澤東也樂于解釋。

要理解這份不拘禮數的親近，得把時間撥回到清朝末年的韶山沖。1906年冬，13歲的毛澤東被父親硬生生從私塾拉回家，理由很實在：務農記賬，足夠糊口。少年一臉不甘，話到嘴邊又咽回去。遠在湘鄉教書的王季范聞訊，趕了兩天山路來到韶山。那晚燭光搖曳，他對毛貽昌耐心陳詞：“現在世道變了，不讀新書，日后連生意也做不動。”一席話講到深夜，終于換來“再學三年”的答復。韶山沖里人人都知道，這位表舅哥救活了一顆嗜讀的心。

第二年春，毛澤東背著行囊走進湘鄉東山高等小學堂，又經湘潭轉長沙。寄宿、半工半讀、參軍、復學，曲折經歷七八個年頭。最熱鬧的一幕發生在1915年：湖南一師學生為反對漲學雜費掀“驅張”風潮，校方揚言要開除毛澤東等17人。消息傳到王季范耳里，他顧不得吃晚飯，跑到哲學教授楊昌濟家里商議。第二天，兩位老師聯名上書，發動同仁力保學生。有人回憶，那天下午王季范抱著成束請愿書滿校園飛奔，“把他累得直喘粗氣”。校長終被迫收回成命，趕集般的喧鬧才散去。

彼時外人也許只看到師生情分，卻少有人注意到經濟援助的暗線。毛澤東交不起膳宿費，經常摸黑敲王季范宿舍門。“潤之，拿去。”王季范遞出的常是一兩塊大洋，從不啰嗦。多年后毛澤東在延安提起往事，曾向身邊人感嘆：“九哥幫過我的可不只是學籍。”

1927年2月，長沙碼頭邊，兩人握手作別。此去一是上山下鄉建立革命武裝，一是守著校園杏壇。王季范繼續在衡粹女子中學、育群聯立中學做校長。課堂之外，他把自家老宅借作地下交通站；國民黨特務屢次摸底卻不敢輕易搜查，皆因“王校長”在教育界德高望重。同一屋檐下，兒子王德恒偷偷翻閱《新青年》，終被父親送上北上的火車。1939年底，王德恒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畢業；一年后于湖南途中犧牲，年僅28歲。噩耗傳來，王季范只說了一句：“為了光明，值得。”

抗戰勝利、解放戰爭接踵而至。1949年冬，毛澤東派秘書寫信請“九哥”進京共事。老人揣著信鞠躬，連夜收拾行李。落腳北京飯店，第二天即被接入中南海。見面那刻，毛澤東把王季范引見給工作人員：“這是我九哥，沒有他哪里有我。”眾人這才明白主席為何總說“欠九哥一本賬”。

也正是在那次長談中，兩人聊起夜以繼日的工作習慣。王季范皺眉：“進城了，還是要顧身體。”毛澤東擺手：“延安時候通宵研究電報成了老毛病，一時改不了。”對話簡短，卻可窺見兩人相互關心的方式——老師念叨保重，學生輕輕一笑。

水瓶事件發生后，王季范心里惦念起“做點事”。幾天后，他拄著拐杖到豐澤園，再次開口：“不能白吃白住，給我分點差事吧。”毛澤東早有準備：“政務院參事，專門給中央出主意，你合適。”王季范推辭，“我只會擺粉筆。”主席以一句“用賢才”堵住他的自謙，參事之職就此敲定。

上任不久，相關部門為他安排住房——宣武門頭發胡同7號。一進院子，舊瓦破窗，墻皮脫落。當時曾有人提議重新裝修，王季范擺手：“毛主席家里都樸素得很，我住得太漂亮，老百姓進門還以為來錯地方。”裝修計劃被擱置，新中國第一批參事就這樣住進“原樣老房”。

周恩來考慮到他的腿疾，想配輛小轎車。王季范在電話里連聲感謝，又再三婉拒：“國家剛恢復經濟，能省點就省點。”怕組織強行安排，他干脆補一句：“真給了我也不用。”自此，每逢會議，他要么步行進中南海，要么打黃包車到西華門腳下再慢慢走。遇上大雪天，會務處忍不住調派車輛，他回應：“我自己有辦法。”一句話不帶客氣，把小車原路退回。

老人對親友送禮向來反感。“我來北京，可不是來請你們拿東西的。”湖南親戚曾被他數落得尷尬站在門口。唯一一次開口“求禮物”，是請人帶幾只家鄉腌制的竹刷把，方便保姆刷鍋。四把刷把抵得上一桌山珍，他拿在手里樂得合不攏嘴。正因如此，登門求人走后門的人屢屢碰壁。妻弟肖某要調北京工作，王季范聽完來意，只說：“文化不夠，技術不行，留在鄉下種田同樣光榮。”斬釘截鐵，絲毫不留情面。肖某灰溜溜回湖南，再未提過調動。

另一樁事倒是成了佳話。1951年，一位三十歲青年帶著英文論文登門，恭敬喊他“老師”。原來此人早年在王季范學校讀書，后赴美攻讀獸醫學，如今回國自薦。讀完材料，王季范點頭：“新疆牲畜多，需要畜牧專家，你愿意去嗎？”對方答“愿意”，王季范隨即寫舉薦信，卻把分配權交給組織。幾個月后，青年赴西北研究所報到，自己靠真才實學站穩腳跟。有人夸王季范“公私分明”，他笑而不語。

時間很快來到1960年代，政務院參事室改為國務院參事室，王季范依舊按時參與政策討論，發表關于教育、法制、道德建設的三點意見。文件上看，他的筆跡與二十年前在湖南講臺上幾乎無二：端正、清晰、不加修飾。一次會議上，他拿著草稿說：“字寫慢點，看得清楚。”身邊年輕干部暗暗比較，發現自己的鋼筆字還真差了不少。

1972年7月11日凌晨，王季范病逝于北京醫院，享年八十三歲。治喪委員會成員拿到花圈時，被緞帶上的落款吸引——“九哥千古，毛澤東敬挽”。有人感慨：一聲“九哥”，縱橫半個世紀，始終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