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搶飯碗，大齡打工人受沖擊，中國學者點破局關鍵

最近幾年，就業市場上的兩個現象越來越扎眼：一邊是剛畢業的年輕人擠破頭找工作，卻發現很多入門崗位被AI搶了。

另一邊是年過四十的大齡打工人，明明還想干活，卻因為跟不上技術節奏、遭遇年齡歧視，慢慢被市場邊緣化，這種年輕人難入職、中年人被擠出的困境，讓不少家庭都犯了愁。

其實不只是個人和家庭焦慮，就業問題早已是社會關注的核心議題，在近期的財經年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蔡昉教授就把這個問題說透了。

他認為，當下就業、收入和大家對未來的信心是綁在一起的，而要解決這些問題，關鍵不是靠零散的政策，而是靠建立一套穩得住、靠得住的制度。

今天咱們就順著這個思路，聊聊AI時代下的就業難題，以及到底該怎么破局。

現在找工作，最尷尬的莫過于兩頭難，很多人以為就業難只是年輕人的專利，其實年過四十的大齡勞動者，處境可能更難。

這兩類人的困境，看似不同，根源都和技術變革尤其是AI的普及脫不了關系。

但現在不一樣了，AI的出現直接端了不少這類崗位的飯碗，就像蔡昉教授說的，像ChatGPT這樣的工具。

已經能幫法學專業的畢業生整理卷宗、查案例，那些原本留給新人練手的崗位，現在機器就能干，而且又快又省成本。

年輕人要么得靠更高的學歷內卷，要么就得被迫轉行，就業難度自然大幅上升。

其實不只是國內，國外也是如此，美國不少年輕人為了避免被AI替代，甚至放棄了上大學，轉而學電工、水管工這些需要動手能力、機器難替代的技術活。

再看大齡勞動者的困境，他們面臨的不是找不到入門崗，而是被市場淘汰的風險。很多四十歲以上的打工人，年輕時靠手藝或經驗站穩了腳跟，但隨著數字化、AI的普及，慢慢跟不上節奏了。

他們不僅要面對不會用智能工具的數字鴻溝，還要應對看不懂新技術的技能鴻溝，現在又多了一道跟不上AI節奏的智能鴻溝。

這三道鴻溝疊在一起，讓他們在就業市場上越來越被動，更讓人無奈的是，大齡勞動者的困境往往被隱藏了。

年輕人找不到工作，會被統計到失業率里，但大齡人找不到工作，很多時候就直接躺平退出勞動力市場了，連失業率都不算。

就像蔡昉教授提到的，勞動者的就業率在四十歲左右達到頂峰，之后就慢慢下降。

不是他們不想干，而是企業更愿意招年輕、能快速適應新技術的員工，年齡歧視成了他們邁不過的坎。

除了這一老一小的問題，現在就業市場還有個明顯的變化，就是越來越多的人成了靈活就業者。

比如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平臺主播這些，沒有固定的公司，沒有正式的勞動合同，社保也得自己交。

蔡昉教授特別強調，靈活就業不是不穩定就業的代名詞，不能因為工作方式靈活，就剝奪勞動者該有的保障。

就業是收入的源頭，就業市場出了問題，收入自然會受影響，現在大家普遍感覺錢難賺，一方面是收入增長變慢了，另一方面是不同人群之間的收入差距在變大，這兩個問題其實是連鎖反應。

先說說收入增長放緩的問題。以前經濟增長快，企業擴張需要人，就業崗位多，工資自然水漲船高。

但現在經濟增長速度慢下來了，企業招人沒那么積極了，就業崗位的增長也跟著放緩，收入增長的速度自然就降了下來。

尤其是那些被AI替代、被迫轉向靈活就業的人，收入穩定性差，增長就更難了。

那些能掌握AI技術、在高科技行業工作的人，收入越來越高，而那些被AI替代、只能做低門檻靈活就業的人，收入很難提升。

這種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趨勢，如果不加以干預，會越來越明顯，就拿我們身邊來說，同樣是三十多歲的人，有人在互聯網公司做AI相關工作，年薪幾十萬。

有人因為原來的工廠引入自動化設備被裁員，只能去做外賣騎手，月薪幾千塊，兩者的差距一目了然。

收入問題不只是賺多賺少的問題，還影響大家的消費信心，如果大家都覺得未來收入不穩定、差距越來越大，就不敢花錢、不敢消費，反過來又會影響經濟增長。

形成惡性循環，所以解決收入問題，不只是為了讓大家多賺錢，更是為了讓整個經濟循環起來。

聊到這里，可能很多人會覺得焦慮：AI搶飯碗、收入上不去、未來沒信心，難道就沒出路了嗎？其實不是的。

蔡昉教授的核心觀點就是：我們不缺解決問題的資源，缺的是能讓大家安心的制度，簡單說，就是通過制度設計，把那些不確定的事情，變成大家心里有數的事情。

對于年輕人，不能只讓他們自己內卷，政府和企業要聯手提供針對性的培訓，比如圍繞AI相關的配套崗位開展培訓，讓年輕人掌握機器替代不了的技能。

對于大齡勞動者，要搭建專門的技能提升平臺，比如用AI本身來幫助他們培訓，有研究顯示，AI訓練對四十歲以上的客服人員提升特別明顯。

能讓他們的服務質量和收入都提高，這種用技術解決技術帶來的問題的思路，值得推廣，破歧視就是要把反對年齡歧視落到實處，蔡昉教授提出，應該把消除年齡歧視寫進就業相關的法律里。

這個建議非常有必要，現在很多企業招聘時明里暗里寫著35歲以下，這種歧視不僅剝奪了大齡勞動者的就業權利，也浪費了寶貴的人力資源。

建體系就是要完善靈活就業者的保障制度，不能因為工作靈活，就不管他們的社保、工傷等權益。

可以探索建立適合靈活就業者的社保體系，比如允許他們按靈活的方式繳納社保，降低繳費門檻，同時明確平臺企業的責任，讓平臺也承擔起一部分保障義務。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最近也出臺了相關政策，強調要暢通靈活就業者的維權渠道，提供精準的就業幫扶，這都是很好的開始。

對于那些實在找不到工作的人，要通過公益性崗位安置、社會救助等方式兜底。比如政府可以開發一些社區服務、養老護理等適合大齡勞動者的崗位。

讓他們能有穩定的收入來源，同時，要做好就業和救助的銜接，比如低保家庭的人找到工作后，不要馬上取消低保，給予一定的過渡期限，讓他們敢于就業。

最后也是最核心的，是通過制度建設穩定大家的預期，現在很多人的焦慮，不是因為現在過得不好，而是因為對未來沒底。

擔心自己老了沒人養，擔心孩子找不到工作，擔心自己被AI替代后沒出路，要消除這種焦慮，就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體系。

蔡昉教授有一組數據很有說服力：雖然未來老齡化會越來越嚴重，養老負擔會加重，但我國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其實比老齡化的速度還快。

尤其是AI技術，預計到2035年能讓經濟總量多增長20%，這說明我們有足夠的能力應對這些問題，關鍵是要通過制度讓大家公平地分享這些紅利。

如果能讓每個人都相信，只要努力工作，就能獲得穩定的收入，只要遇到困難，就有制度兜底，大家的焦慮自然會減少，對未來的信心也會增強。

總結一下，AI搶飯碗、大齡勞動者被擠出市場，這些問題不是技術本身的錯，而是我們的制度沒能跟上技術變革的步伐。

解決這些問題，不能靠零散的政策補丁，而要靠一套覆蓋就業、收入、社保的完整制度體系。

當制度能給大家足夠的安全感，就業不再難、收入有保障、未來有盼頭，所謂的焦慮自然會煙消云散，這不僅是解決當下困境的關鍵，也是未來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底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