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李保田,很多觀眾腦海里浮現(xiàn)的,是那個挺著羅鍋、精明又倔強的“劉大人”,或者是那個醫(yī)術(shù)高超、脾氣古怪的“喜來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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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演藝圈,他是公認的“戲霸”,是國家一級演員,是演技的天花板。
但誰能想到,這位已經(jīng)在影壇屹立了幾十年的老藝術(shù)家,在78歲這一年,面對鏡頭時最想說的話竟然是:“我這輩子,其實活得蠻可憐的。”
這種可憐,不是物質(zhì)上的匱乏,而是一種深扎在心底、長達40年的自我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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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折磨的源頭,是一個關(guān)于“一張火車票”的遺憾,是一個關(guān)于弟弟過早消散的生命。
現(xiàn)在的李保田,早已淡出了那個喧囂的娛樂圈,最近有網(wǎng)友在網(wǎng)上曬出他在家里的近照,78歲的他頭發(fā)花白,身形消瘦,住在一間看起來甚至有些“臟亂差”的舊房子里。
家里堆滿了書和雜物,完全沒有人們想象中大明星該有的那種豪宅景象,他過著近乎隱居的生活,拒絕兒子的照顧,一個人打理著瑣碎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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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不理解,作為演藝圈的泰斗,他怎么把自己活成了這個樣子?
其實,只要你看過他內(nèi)心的那道傷口,就能明白他這種近乎苦行僧般的晚年生活,到底是在懲罰自己,還是在祭奠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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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愧疚要追溯到1985年,那一年,是李保田事業(yè)的轉(zhuǎn)折點,他主演的電影《流浪漢與天鵝》正在全國熱映,他終于靠著扎實的演技熬出了頭。
就在他覺得自己的人生終于要起飛的時候,命運卻給了他最狠的一記耳光。
他的小弟,那個家里長得最漂亮、最有才華、剛剛考上大學(xué)的畫家,在去新疆寫生的路上出車禍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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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dāng)時的李保田,正在外地拍戲,當(dāng)他聽到噩耗時,整個人都崩塌了,他后來在采訪中反復(fù)念叨一件事:弟弟當(dāng)時之所以沒坐火車,是因為家里窮,買不起那張通往新疆的火車票。
為了省錢,弟弟才去搭了一輛順風(fēng)車,李保田總是想,如果當(dāng)年的自己再努力一點,如果當(dāng)時他手里能多出那幾十塊錢的火車票錢,弟弟是不是就不會死?
這種“如果”成了他一生都無法治愈的傷痛,在他看來,弟弟的死,自己是有責(zé)任的,身為家里的老大,他覺得自己沒能護住最小的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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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種在事業(yè)巔峰期失去至親的錯位感,讓他產(chǎn)生了一種偏執(zhí)的想法:只要自己一得意,家里就會出事。
于是,他在往后的幾十年里,幾乎是在刻意壓制自己的物欲和快樂,他不再追求什么大富大貴,甚至對金錢產(chǎn)生了一種近乎厭惡的警惕。
為了延續(xù)弟弟的生命,原本并不擅長繪畫的李保田,在弟弟走后拿起了畫筆,他把自己對弟弟的思念,全部傾注在畫布上,甚至還出了一本畫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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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他來說,畫畫不是藝術(shù)創(chuàng)作,而是一種跨越生死的對話,每當(dāng)他獨處時,看著那些色彩,他仿佛能感覺到弟弟還活著,還那個在田野間尋找靈感的少年。
這也是為什么他在78歲的高齡,依然選擇獨居在雜亂的舊屋里,因為那里裝滿了他和弟弟、和過去有關(guān)的記憶,那才是他靈魂的棲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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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內(nèi)心的隱痛,也直接塑造了李保田在演藝圈那副“硬骨頭”的樣子,因為他覺得生命太沉重,所以對待藝術(shù),他有一種近乎瘋狂的潔癖。
在圈內(nèi),李保田是出了名的“難搞”,他有一個雷打不動的原則:一輩子不接廣告,不接代言,在那個明星靠代言就能賺得盆滿缽滿的年代,他卻把無數(shù)遞到手邊的鈔票往外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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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理由很簡單也很純粹:演員要保持神秘感,你今天在電視里賣藥,明天在銀幕上演悲劇,觀眾怎么可能入戲?
他覺得,賺那些“快錢”是對藝術(shù)的褻瀆,這種倔強,讓他和曾經(jīng)的“鐵三角”伙伴張國立、王剛走到了分岔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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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dāng)年,《宰相劉羅鍋》火遍大江南北,觀眾都盼著他們?nèi)齻€能拍續(xù)集,張國立和王剛覺得這是順應(yīng)民意,也是商業(yè)良機,但李保田卻堅決拒絕。
他看不慣王剛因為迷戀古董而耽誤劇組進度,更看不慣老友們頻繁接拍一些質(zhì)量參差不齊的商業(yè)作品。
在他眼里,好本子才是演員的命根子,他曾說:“有些人,不適合再合作。”這話雖然決絕,卻透著他骨子里的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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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甚至為了維護作品的純潔性,把投資方告上了法庭,當(dāng)時他在拍《欽差大臣》,投資方為了多賣錢,硬生生地給劇本“注水”加集數(shù)。
這種在圈內(nèi)司空見慣的行為,卻觸動了李保田的底線,他寧愿得罪整個圈子,被多家投資方聯(lián)合“封殺”,也要討一個公道。
那段時間,他成了娛樂圈的異類,甚至遭遇了所謂的“眾叛親離”,但他從未后悔,他常說,自己活得干凈,睡得踏實。
這種對原則的堅守,也延伸到了他的家庭生活中,讓他表現(xiàn)得像個“冷血”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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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兒子李彧也想在演藝圈發(fā)展,本以為靠著父親這棵大樹好乘涼,結(jié)果李保田不僅不給兒子介紹資源,反而讓兒子考北電整整考了4年。
他覺得,如果你沒那個本事,靠老爹的人脈強撐,那是對觀眾的不負責(zé)任。
最讓外界議論紛紛的,是2009年李彧結(jié)婚,李保田竟然缺席了,當(dāng)時他在《永不回頭》的劇組里,因為拍攝任務(wù)緊,如果他請假,全組幾百號人都要停工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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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兒子的婚禮”和“戲比天大”的抉擇中,他選擇了后者,他說,婚禮可以補,但戲錯過了就沒法補。
這種極致的敬業(yè),讓父子關(guān)系降到了冰點,直到后來孫輩出生,在兒媳婦的調(diào)和下,父子倆的關(guān)系才慢慢回暖。
其實,李保田對兒子的嚴苛,何嘗不是另一種形式的愛?他不希望兒子像自己當(dāng)年那樣,因為根基不穩(wěn)而遭遇人生的變故,他用一種近乎殘酷的方式,逼著兒子獨立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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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78歲的李保田,確實活成了一個“可憐”的老頭,他沒有助理,沒有保姆,家里亂糟糟的,維修工上門都得感嘆這位大演員過得真簡陋。
但他又是極其富有的,他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畫著弟弟喜歡的畫,守著自己熱愛的藝術(shù)。
他的一生,活得極其擰巴,也極其通透,他用一輩子的時間去消解弟弟離世帶來的負罪感,用一輩子的倔強去守護演員這兩個字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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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他嘴上說自己活得可憐,但在很多人心中,這種“可憐”其實是一種最高級的體面。
在這個人人都在追逐流量和金錢的時代,李保田像是一塊被時光打磨得極其堅硬的頑石,雖然孤獨,卻有著最迷人的光澤。
他那扎在心頭幾十年的“刺”,讓他學(xué)會了敬畏生命,也讓他成為了那個永遠挺直脊梁的“劉羅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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