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清入關為何沒遇到人民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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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對明末史感興趣的朋友，在對比滿清入關和日本侵華時，都會產生一個疑問：為何同樣是面對異族入侵，滿清入關后勢如破竹，日軍卻陷入全民抗戰的汪洋大海？

當然，清兵所謂的“順利”也是相對而言，它在南方地區遭遇了激烈抵抗，如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陰八十一日等。

但這些抵抗都是地方性的、基于忠君思想和華夷之辨，主要由明朝遺臣、士紳和地方義民領導，始終缺乏全國性的、底層民眾被深度動員起來的持久戰。

一旦清廷調整政策（如休養生息、恢復科舉、尊崇儒學），確立了穩定秩序，抵抗規模很快就會減小。

在滿清鯨吞天下的的過程中，明朝百姓的態度是“旁觀者”與“選擇者”。

明末百姓的普遍心態是“盼王師”，但這個“王師”可以是明朝官軍，可以是李自成的大順軍，甚至也可以是停止殺戮，帶來秩序的清軍。

民眾對明朝的忠誠是有條件的，基于朝廷能否提供安全與生存保障，當朝廷失效，他們便尋求新的保護者。

而日寇侵華的過程中，民眾的抵抗強度卻是前所未有的，無論什么階層什么地位，抗戰都是最大的政治正確。

民眾保衛著抽象的民族國家觀念（盡管當時還很初步），國家與每個普通人的命運掛鉤。

這其中的區別，很有必要深究。

中華民國盡管存在諸多缺陷，但作為近代中國第一個共和國，其法理基礎根植于“主權在民”的原則。

民國再怎么腐敗不堪，法理上也承認國家屬于全體公民， 不是某家某姓，這使得其國家構建與動員邏輯，與以往的封建王朝存在根本區別。

蔣介石政權即便存在獨裁傾向，也必須在一定程度上維持“全民國家”的形式，公民權利（尤其是對精英階層和知識分子而言）在法理上，是被承認并部分兌現的。

因此全面抗戰爆發，國家的生死存亡成為最緊迫的議題時，那些相對享受了公民權利、對國家有認同感的精英與學生群體，便成為抗戰初期的重要動員力量。

“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口號，正是這些感知到自身與國家命運相連的青年學生。

他們因享有權利而承擔義務，成為國軍初期抵抗的核心精神支撐之一。

但這一公民認同的覆蓋范圍，在當時還是很有限的。

在廣大的農村地區，普通的農民并未真切感受到自身作為“國家主人”的權利。

他們的生活依舊受地方鄉紳、基層政權的影響，國家概念相對淡薄。

因此當日軍進入華北等地時，只要其統治不嚴重干擾基本生計，許多農民對成立維持會、接受日方統治并不強烈抵觸。

而且由于部分國軍部隊腐敗盛行、欺壓百姓，農民主動參軍的意愿不強，以致于兵源不足時，國民政府不得不依靠“拉壯丁”這種強制手段。

真正將廣大農民群體，納入現代國家認同與抗戰體系的，還是我黨在根據地推行的系列政策。

通過減租減息、保衛民眾、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權……等社會經濟與政治改革。

農民在基層地區，獲得了實質性的經濟權益與政治參與感，有了一種貼近生活的“公民權”體驗。

這種“被賦權”的感受，使華北、山東等地的農民，將保家衛國的抗戰與保護自身權益聯系起來。

因此真心實意地支持并參與抗戰，使這些區域成為堅實的敵后根據地。

由此可見，無論是民國政府依托精英與學生，還是我黨動員廣大農民，其有效動員的共同邏輯都在于：讓民眾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自己與國家休戚與共。

他們必須享受到作為國家成員的權利（無論是形式的還是實質的），從而激發起為國效力的責任感。

因為體驗到了公民權，此時的“國家”概念，在民眾心中開始具有了“大家共同家園”的屬性，保衛它便有了內在動力。

封建王朝的統治邏輯則截然相反，在古代的帝制時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公認的法統。

天下是一家一姓的私產，民眾僅是“臣民”或“子民”，而非擁有政治權利的“公民”。

國家更像是一個皇帝私有的“公司”，百姓則是雇傭者或佃戶。

前文已經講過，他們對朝廷效忠與否，主要取決于這家“公司”，能否提供基本生存保障與相對公平的待遇。

如果朝廷（“公司管理層”）能夠維護秩序、輕徭薄賦，百姓便愿意服從；如果統治腐朽、壓榨無度，“換個老板”就成了合理選擇。

歷代農民起義的此起彼伏，正是這種邏輯的體現。

所謂的“忠君愛國”道德教化，在太平年月或可成為潤滑劑；一旦秩序崩潰、生計無著，其約束力便極為有限。

明末的統治困境，正是這一邏輯的極端案例。

朝廷因財政危機與戰事壓力，不斷向底層農民與士兵加征賦稅、克扣糧餉，農民與軍人的待遇已跌破生存線。

于是大量流民與潰兵，自然就轉化為農民軍，官軍則士氣低落、一觸即潰。

朝廷為提振軍力而增加的軍費，又進一步加重賦稅，催生更多流民，形成惡性循環。

在此情境下，對絕大多數掙扎求存的百姓和士兵而言，效忠大明已無實際利益。

他們自然而然地尋求“新老板”，無論是李自成、張獻忠，還是后來的清朝。

決定他們選擇的，并非抽象的民族認同，而是誰能提供更穩定的秩序、更基本的生存條件乃至土地。

當清朝暫時放下屠刀，展現出更強的“經營能力”，并能對精英階層（士紳）和普通民眾（流民），給出更具吸引力的“待遇方案”時，許多人便轉而接受其統治。

對當時的普通百姓而言，在生存壓力面前，統治者的民族出身，并非首要考量因素。

這也從一個側面解釋了，為何民族主義以及全民動員，只能在近代國家體制才能出現。

這些國家通過法律確立了公民權利，使國民與國家之間不再是簡單的“雇傭”關系，而是構建了基于共同權利與義務的“命運共同體”。

當國家危難時，保衛國家便與保衛自身權利息息相關，從而能激發出遠超封建王朝的持續動員能力和犧牲精神。

近代國家在動員效率上，之所以能超越封建制度，其深層原因正在于此。

前者在法理上將國家主權與公民權利相結合，使廣大國民成為國家的自覺維護者；

后者則將國家系于一家一姓，其凝聚力高度依賴于，朝廷能否持續支付足夠的“報酬”，或維持基本的公平。

一旦朝廷無力做到，號召力便迅速流失。

從“公司”到“共同體”的轉變，不僅僅是政體形式的更迭，更是國家與人民之間關系的深刻重構，這才是現代國家力量的根本源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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