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高梓淇這次把話說得很直，他第一次把母親從“身體不好”講到“到底怎么一步步垮下去”，聽著不像在賣慘，更像是他終于愿意把那段最難開口的家事攤開給人看。
時間點卡得很清楚，2018年1月，蔡琳生完孩子剛滿月，高梓淇的父母一起飛去韓國看孫子和兒媳，母親還背著雙肩包去的，滿臉是那種見到新生命的歡喜。
這段話放在今天回看，至少能看出當時家里氣氛沒那么緊繃，婆媳關系也不至于像外界猜得那么狗血，高梓淇本人也確實有一段時間留在韓國陪妻子和孩子。
真正的轉折在孩子出生半年后，母親開始頻繁摔倒，后來確診“小腦性共濟失調、多系統萎縮”，屬于罕見病，高梓淇把母親接到身邊，自己也從韓國回北京帶著看病、復查、折騰。
病最怕摔，越摔越退，退到最后不是“走慢點”能解決的那種，他在口罩期陪父母住在北京家里，每天吃飯、散步、在走廊里挪步子，這種日常很不起眼，但就是把人一點點熬空。
他講到照護細節的時候更扎心，他說自己以前甚至跟母親對視都會不好意思，后來卻學會給母親搓背、洗頭、洗腳，像小時候母親照顧他那樣把順序反過來。
最狠的那一下是母親去世那天，他人在出差路上，護工用手機視頻對著正在做心肺復蘇的母親，他隔著屏幕喊也喊不醒，最后連最后一面都沒見到，這件事過了三年他提起來還是崩。
更讓人沉默的是母親留下的那段遺言，她提到不想被過度治療，希望最后能體面一點，還叮囑樹葬，甚至還有捐器官、捐遺體給需要的人或用于教學的想法，這種清醒不是誰都能做到。
她生前是副主任醫師，在山西某衛生所做所長，這種職業背景也解釋了她為什么對“怎么走完最后一程”想得這么細、這么早。
把這些拼在一起再回頭看高梓淇和蔡琳當年的裂縫，就會發現很多矛盾不是誰突然變壞了，而是生活同時扔來孩子、跨國、疾病、疫情，逼著人做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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