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跪拜西方野蠻文明？西方文明的野蠻基因，為何被粉飾成進步？

我常常想，咱們回頭看看人類文明的發展歷程，會發現一個挺有意思的事兒：到底啥叫“文明”，從來都是歷史上的勝利者說了算。在我的觀察中，近代以來，西方憑著軍事、經濟和科技的優勢，把自己打造成了“現代文明”的標桿，而像中國這樣的古老文明，反倒被貼上了“傳統”“落后”的標簽。

這套說法太深入人心了，現在一提起“文明”，我注意到大多數人先想到的是希臘哲學、羅馬法律、文藝復興這些西方的東西，反而把中國的周禮、漢制、唐風宋韻給忘了。更讓我琢磨不透的是，我認識的不少去西方留過學的朋友，不光接受了這套“西方=文明”的說法，還使勁兒推廣。他們對中國傳統里那些成熟的禮儀和道德哲學視而不見，反倒把西方歷史上一些“粗魯野蠻”的事兒，說成是“文明開放”。

這就不得不讓我問了：到底誰攥著“文明”的定義權？咱們為啥會不自覺地追捧這種被精心包裝過的“沒開化的文明”呢？

禮樂之邦：中華文明到底牛在哪兒？

要弄明白這種認知錯位，我得先重新認識一下被低估了的中華文明。在我看來，從周朝開始形成的禮樂文明，其實是一套特別復雜、精致的社會運行規則和道德規范。

禮制社會不是“死板規矩”

我發現，咱們常說的“禮”，可不是簡單的“見面問好”“吃飯讓座”。《周禮》《儀禮》《禮記》這三本“禮書”，從國家大典到日常起居，把“治理國家、安定社會、規范人際關系”的規矩都定全了。我理解它的核心就是“分清每個人的角色和責任”，讓大家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好該做的事，最終實現“和而不同”的和諧狀態。

很多人覺得傳統禮儀太死板，我研究后發現其實不然。孔子就說過，禮儀與其搞得鋪張浪費，不如簡單樸素；辦喪事與其儀式搞得周全，不如真心悲傷。我注意到歷代的學者也一直在調整禮儀，讓它適應時代變化。在我看來，這種“該穩的穩，該變的變”的智慧，才讓中華禮制能延續幾千年。

從“仁政”到“天下”：不一樣的政治理想

我發現中華文明的政治理念，一直和道德修養綁在一起。“先管好自己，再管好家庭，接著治理國家，最后讓天下太平”的路子，把個人品德和社會責任連在了一起。我特別佩服孟子提倡的“仁政”，他說“老百姓最重要，國家其次，君主最輕”，這種重視百姓的思想，我認為比歐洲啟蒙運動早了兩千年。

我還注意到，有人誤解古代的朝貢體系是“欺負小國”，其實在我看來不是這樣。這套體系靠的是“我給你的多，要你的少”的經濟讓利，還有文化感召，我覺得它的核心是“用德行影響別人”，不是強迫。明朝鄭和七下西洋，船隊規模比哥倫布的大得多，卻沒占過一塊殖民地，沒強迫任何一個民族改習俗，我看到的這種“傳播德行、安撫遠方”的和平外交，跟西方的殖民掠奪完全是兩回事。

科舉制：古代的“公平選官”制度

從隋唐開始的科舉制，雖然我認為它有缺點，但在世界史上是頭一個搞“靠考試選官”的制度——不管你出身富貴還是貧寒，只要考試成績好，就能當官。我看到這讓社會階層能流動起來，也讓中國長期由讀過書的文官治理，形成了“以文治國”的傳統。而讓我驚訝的是，歐洲直到19世紀，才出現類似的文官考試制度。

西方歷史的“另一面”：被掩蓋的“粗魯底色”

西方文明確實為人類做了不少貢獻，但在我研究它的發展過程時，發現可不像課本里說的那么“一路光明”。

殖民擴張就是“搶東西+殺人”

我看到，15世紀歐洲人開始“發現新大陸”，確實讓世界聯系更緊密了，但也開啟了大規模的掠奪。哥倫布到美洲后幾十年，加勒比海地區的原住民就因為屠殺、奴役和疾病，死了90%以上。在秘魯，皮薩羅帶著不到200個西班牙士兵，就征服了有幾百萬人口的印加帝國。在我看來，這哪兒是“文明教化野蠻”，分明是靠著技術優勢有組織地搶東西、殺人。

讓我痛心的是，奴隸貿易更是西方發家史上最黑暗的一頁。持續四百年的跨大西洋奴隸貿易，至少1200萬非洲人被強行帶走，路上10到20%的人都死了。我認識到，西方的種植園經濟，就是建立在奴隸的非人待遇之上的。而同一時期的中國，雖然也有奴仆制度，但法律上明確規定不能隨便殺奴婢，兩者一對比，差別太明顯了。

西方的“文明雙標”

我觀察到西方總說自己講民主、法治、人權，但對非西方國家卻完全是另一套標準。19世紀鴉片戰爭，英國為了向中國賣鴉片（這東西害了多少中國人），居然打著“自由貿易”的旗號，清政府禁止鴉片，他們就以“文明國家”的名義發動戰爭。在我看來，這種把自己的經濟利益，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的行為，哪兒有半點兒文明的樣子？

在非洲，我看到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統治剛果的時候，殺了大約1000萬當地人，卻還說自己是“在傳播文明”。這種打著文明旗號的野蠻，讓我徹底看清了西方文明話語背后的權力邏輯——我強我就有理。

工業革命的“血淚代價”

我發現西方引以為傲的工業革命，早期其實是靠剝削工人發展起來的。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里寫得很清楚：19世紀的英國工人，每天要工作14到16小時，童工到處都是，工作環境特別危險，住的地方更是破敗不堪。倫敦、曼徹斯特這些工業城市，貧民窟的死亡率比農村高得多。在我看來，這種犧牲一代人幸福換來的“進步”，在當時居然被說成是“文明”，就因為話語權在資本家手里。

為啥西方成了“文明”的代名詞？

既然西方歷史上有這么多不文明的事，我一直在想，為啥現在大家都覺得“西方=文明”呢？經過思考，我發現這背后是一套精心設計的“講故事”套路和權力運作。

西方掌控了“什么是現代文明”的話語權

我看到，啟蒙運動之后，西方思想家搞出了一套“理性、進步、自由、民主”的理論。這套理論確實有吸引力，但我也意識到，它把西方的經驗說成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否定了其他文明的現代化道路。黑格爾在《歷史哲學》里說，中國、印度這些東方文明是“停滯不前的”，只有西方才是歷史發展的頂峰。我認為這種說法影響太大了。

還有馬克斯?韋伯說“新教倫理造就了資本主義”，雖然后來很多學者質疑，但我發現這套說法進一步強化了“西方最特別”的印象。西方的經濟軍事優勢，再加上這些學術理論，慢慢就形成了“西方就是文明”的固有認知。

科技和武力“打服”了全世界

我注意到，19世紀到20世紀初，西方的科技和軍事力量遠超其他國家。從鴉片戰爭到八國聯軍侵華，從瓜分非洲到殖民印度，武力成了最直接的話語權。我看到戰敗的國家不光丟了土地和主權，連自己的文明自信都沒了。很多非西方的知識分子，在這種震撼下開始懷疑自己的傳統，甚至提出“全盤西化”。

中國近代思想家嚴復翻譯《天演論》，把“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道理介紹到中國，本來是想警醒國人，但我認為他也不小心接受了西方的“文明競爭”邏輯——誰強誰就是文明，誰弱誰就是野蠻。在我看來，這種只看強弱、不看道德的想法，把文明的真正意義給掩蓋了。

西方“選擇性講述”自己的制度

我發現西方推廣自己的制度時，只說民主、法治的好處，卻不提這些制度在西方發展過程中，經歷了多少暴力和反復。英國從《大憲章》到每個人都能投票，用了七百年，我了解到中間還發生過內戰和革命；法國大革命喊著“自由、平等、博愛”，卻出現了恐怖統治，還多次復辟；美國《獨立宣言》說“人人生而平等”，卻長期保留奴隸制，搞種族隔離。

我看到西方把這些復雜的歷史，簡化成“光輝的理想”，讓后發國家覺得“只要學西方就能變好”，卻忘了制度移植需要符合自己的社會文化。

留學精英的“文化困惑”：為啥看不清西方的問題？

在中西文明的認知錯位中，我觀察到留過學的人處境特別矛盾。他們親自在西方生活過，卻往往更容易陷入認知誤區。

“皈依者狂熱”：越投入越迷信

社會心理學里有個“皈依者狂熱”的現象，我認為能解釋一部分留學生的心態。當一個人花了很多時間、精力，還忍受著遠離家鄉的孤獨去適應西方文化時，為了證明自己的選擇沒錯，往往會比西方人還追捧西方的價值觀，甚至通過批評自己的傳統文化來強化這種新認同。

近代中國第一批留學生里，我發現這種情況特別明顯。胡適在美國留學七年，回國后就提出“全盤西化”，說中國傳統是“裹腳布”，要徹底扔掉。在我看來，這種激進的態度，一方面是想救中國，另一方面也是想通過否定過去，來確立自己“新派人物”的身份。

比較視角“跑偏了”

我發現很多留學生喜歡犯一個錯誤：拿西方的理想和中國的現實比，或者拿西方現在的成就和中國過去的缺點比。比如，他們羨慕西方的法治，卻忘了中國傳統里“禮法結合”的治理智慧；覺得西方個人自由好，卻忽視了中國家族倫理能提供的社會支持。

在我看來，這種不公平的比較，讓他們看不到文明的多樣性——不同文明解決問題的方式不一樣，沒有絕對的先進和落后，只是各有優劣。

學術上“跟著西方走”

我更深刻地認識到，全球的知識生產體系是不平等的。西方掌控著學術期刊、理論建構的話語權。留學生想在國際學術界立足，就得用西方的理論框架分析中國問題。我認為這種學術訓練，慢慢就讓他們接受了西方的認知方式。

有個叫薩義德的學者寫了本《東方主義》，他說西方研究“東方”，不只是做學術，更是為了確立自己的優越性。我注意到，很多中國學者研究自己的文化時，也不自覺地用西方理論當工具，結果對中國傳統的理解，總隔著一層西方的“濾鏡”。

文明等級論：還沒消失的“老思想”

經過思考，我認為中西文明認知錯位的根源，是“文明分高低”的想法。這種想法雖然二戰后沒人敢公開說，但它的影子還在影響著我們。

從“種族優越”到“文化優越”

我了解到，19世紀，有人把達爾文的進化論用在人類社會上，提出“社會達爾文主義”，說人類種族分“文明人”“野蠻人”“蒙昧人”，為殖民統治找“科學依據”。法國殖民理論家朱爾?費里甚至在議會說：“優等種族有權利、也有義務教化劣等種族。”

我看到，二戰后，赤裸裸的種族主義沒人信了，但“文明分高低”的想法換了個馬甲，變成了“現代化理論”。比如有人說，所有國家都要走西方的發展道路，從“傳統社會”一步步變成“現代社會”。福山還說“西方自由民主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我認為其實都是這種老思想的新表現。

只認“物質發展”的單一標準

我發現，現在衡量一個國家發展得好不好，主要看GDP增長、城市化率、人均收入這些指標，這些其實都是西方現代化的標準。在我看來，在這種評價體系里，重視精神修養、社會和諧、人與自然和諧的文明傳統，都被當成了“發展障礙”。

但我認為，這種只看物質的發展觀，已經暴露了很多問題。環境惡化、人們精神空虛、社會分裂，都是過度追求物質和個人主義的結果。而我看到中國傳統文化里“知足常樂”“天人合一”“中庸和諧”的智慧，恰恰能解決這些現代社會的難題。

西方流行文化的“軟影響”

我觀察到，好萊塢電影、西方時尚、流行音樂這些東西，在全世界傳播西方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這種“軟權力”塑造了大家對“現代”“文明”“成功”的想象，讓非西方社會的年輕人，在審美、消費習慣甚至思維方式上都越來越西化。

但我注意到，這些文化產品都是經過篩選的，只展示西方光鮮的一面，把社會問題藏起來。比如美劇里的中產階級生活，從來不說底層人怎么掙扎、種族矛盾多嚴重、有人因為付不起醫療費破產。在我看來，這種美化后的畫面，讓“西方即文明”的幻象越來越深。

文明多樣性：被遺忘的人類智慧

跳出西方中心的視角，我發現人類文明就像一片星空，群星璀璨。我認為每種文明都是特定人群在特定環境下，應對生存挑戰的智慧結晶。

中華文明的“持久力”

我發現中華文明是唯一沒中斷的古文明，這種持久性本身就值得研究。以前有人說中國近代化是“被西方沖擊后才反應過來”，但我認為其實不對。中國歷史有自己的發展邏輯，比如宋代的城市化、商業發展、技術發明（活字印刷、火藥、指南針）都世界領先；明代鄭和下西洋的航海技術、組織能力和和平理念，展示了另一種海洋文明的可能。在我看來，這些都說明，現代化不是只有西方一條路。

其他非西方文明的貢獻

我認識到印度文明發明了阿拉伯數字，哲學和文學也很厲害；伊斯蘭文明在中世紀保存了希臘學術，在醫學、天文、數學上有很多突破；非洲文明的口述傳統、社群倫理、生態智慧；美洲原住民的農業技術和天文歷法——我認為這些都是人類共同的財富。

但我發現，在現在的教育體系里，這些文明成果要么被邊緣化，要么被塞進西方的學科框架里，失去了自己的文化脈絡。

“軸心時代”的啟示

我了解到有個叫雅斯貝爾斯的學者提出“軸心時代”，說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中國、印度、希臘、以色列這些地方，同時出現了偉大的哲學思想，奠定了各自文明的精神基礎。這讓我明白，人類文明在不同地域，獨立發展出了高水平的智慧。

我發現這些文明各有側重：希臘重視理性和邏輯，印度關注解脫和超越，中國重視倫理和秩序，以色列專注信仰和契約。在我看來，它們不是互相替代的關系，而是能互相補充的智慧資源。我認為真正的文明對話，應該建立在平等尊重的基礎上。

文明互鑒：怎么找回自己的主體性？

面對文明認知的錯位和權力不平等，我認識到我們需要一種更平衡、更包容的文明觀。這既需要思考，也需要實踐。

理性學西方，創造性用傳統

我認為對西方文明，我們要“挑好的學，壞的扔掉”。西方的科學精神、法治觀念、權利意識確實值得學，但我也覺得要警惕極端個人主義、過度消費、只重視人類不重視自然這些缺點。

更重要的是，我認識到要把西方的好東西和中國傳統結合起來。比如新儒家學者杜維明提出“文化中國”，就是想在全球化時代，重新解釋儒家傳統的現代意義。在我看來，這不是復古，而是讓老智慧在現代社會發揮作用。

打破西方學術的“壟斷”

我認為在學術領域，非西方學者要建立自己的理論框架，用自己的語言講自己的故事。我注意到，近年來中國學者在歷史社會學、政治哲學等領域做了很多嘗試，比如趙汀陽的“天下體系”理論，汪暉重新梳理“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這些努力雖然難，但我認為對文明平等對話特別重要。

教育改革，培養“文化自覺”

我堅信教育是培養文化自信的基礎。我覺得中小學要多教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大學要加強文明比較課程，讓學生知道世界上有很多種文明，各有各的好。同時，我要鼓勵年輕人先深入了解自己的文化，再去接觸其他文明，別沒扎根就盲目崇外。

費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覺”，讓我明白要了解自己的文化是怎么來的、有啥特點、該往哪走。我認為只有有了文化自覺和自信，開放才是健康的開放。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明內涵”

我理解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只是國際關系的構想，也包含著文明的智慧。它承認文明多樣性，倡導“和而不同”，我認為這是反對文明優劣論和文明沖突論的好思路。

在我看來，在實踐中這意味著不同文明要在氣候變化、反恐、公共衛生這些全球性問題上合作；要支持保護文化遺產、促進文化多樣性；要鼓勵民間的文化交流，讓文明互鑒走進普通人的生活。

別再把文明分成“好與壞”

回頭看歷史，我認為“文明”和“野蠻”的劃分從來不是固定的，而是被人建構出來的。以前中華文明被認為是“高度文明”，西方被看作“蠻族”；近代反過來，西方成了“文明”的代表；現在，隨著全球力量變化和對現代性的反思，我認識到我們需要更復雜的文明認知。

我認為真正的文明精神，不在于某種特定的制度或技術，而在于持續自我反思、追求美好、尊重他人的能力。我發現這種能力，中華文明有，西方文明有，其他文明也有。

我注意到，留過學的人處在文明對話的前沿，他們的困惑反映了時代的文化焦慮。在我看來，解決這種焦慮，既不能一味復古，也不能全盤西化，而是要培養“跨文明的視角”——既能理解其他文明的優點和問題，也能看清自己傳統的價值和局限，我認為最終要成為文明之間的溝通者，而不是某一種文明的“追隨者”。

我意識到，21世紀人類面臨很多共同挑戰，沒有任何一種文明能單獨解決所有問題。我認為我們需要各大文明的智慧，在平等對話中創造新的解決方案。這就要求我們拋棄“文明要么好要么壞”的二元思維，學會欣賞文明的多樣性，在差異中找和諧，在對話中創造未來。

我相信，只有當每種文明都能自信地展示自己的價值，同時謙虛地學習別人的長處，人類才能真正擺脫歷史上的“粗魯野蠻”，走向真正的文明時代。我期待的這個時代的標志，不是某一種文明的壟斷，而是所有文明平等對話、共同創造。我認為這或許就是“禮儀之邦”在全球化時代的真正意義，也是我對人類文明未來的最好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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