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年程潛逝世，家人向毛主席提兩個請求，主席：我會托人照顧你們

1968年4月5日拂曉，北京醫院遞出一份“病情危急”電報，守在中南海值班室的工作人員立即飛報主席辦公室。骨折并發肺炎，大出血已不可逆轉——這是86歲高齡的程潛留在人世的最后注腳。午后，噩耗傳來，主席沉默許久，旋即批示：“料理后事，務必從優。”

消息在軍政系統并不意外。程潛自一月摔傷以后，身體每況愈下。外界更關心的是，這位湖南籍共和元老留下的六名子女、年邁夫人，今后如何安頓。就在程潛咽氣的當天夜里，長女程熙同母親商量，執筆寫下一封簡短卻懇切的信，央請來家里吊唁的中央首長轉交給主席。她們只提兩件事：其一，眼下這座占地頗大的二層小樓維修費用高，希望能調換一處面積合適的新居；其二，父親已去，家中無穩定收入，盼為自己安排一份工作，好承擔生活重擔。

信送達中南海后，主席當即批示：“第一點不同意，原住房不動；她們尚年幼，我會托人照顧好生活，并盡快落實工作。”批示僅三十六字，卻定下了程家往后數年的生活保障。

主席為何如此掛懷？若將時間線往前撥二十三年，可以捕捉到一幕頗具戲劇色彩的夜訪。1945年8月28日，重慶桂園燈火通明，程潛推開會客廳門，聽見一句帶著湘潭腔調的問候：“啊，頌公！”——毛澤東以舊部身份稱呼他“老上司”。兩位湖南人相對而坐，析局勢、談和談，直到子夜。席間一句“國共兩黨結婚沒有問題”讓程潛忍俊不禁，卻也聽出了共產黨領袖的自信與胸襟。

轉到1948年冬，程潛在長沙籌劃“五省和平運動”。同年12月，中共中央公布懲辦戰犯名單，他赫然在列，這成了他最大的心理負擔——“懲辦就是算老賬，我債臺高筑啊。”他私下對族弟程星齡搖頭嘆氣。西柏坡收到情報后，主席托章世釗帶話：“既往不咎，禮遇有加。”一句承諾，化解顧慮。翌年8月4日，解放軍兵臨城下，長沙未響一槍即易幟，程潛與陳明仁聯名通電起義，湖南百萬生靈免受涂炭。主席得報，撫案而笑：“頌公為湖南人民立了大功。”

1949年9月7日晚十時，北平前門車站，毛澤東、周恩來并肩站在月臺。“朋友來了，總得親自接。”主席一句輕描淡寫，定格歷史鏡頭。程潛握住主席的手，久久說不出話。隨后，一席家常式盛宴設在頤年堂，主客談山河、論政局，程潛當場自嘲“跟蔣介石走錯了路”，引來滿堂莞爾。

新政權成立后，程潛被推舉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同時兼任湖南省省長。主席考慮他的年事與鄉情，特批“半年京城、半年長沙”的彈性安排。1952年秋日，兩人在中南海湖面泛舟，主席親執木槳。程潛連聲推辭，“您是國家元首，哪能勞駕？”主席打趣：“你是老上級，又是湖南鄉親，誰劃槳不都一樣？”船身輕輕晃動，兩位古稀老人笑聲傳遍水面。

1958年，主席南巡長沙。程潛提出辭去省長，讓年輕干部挑擔。主席微微擺手：“大局安穩，班子不可輕動。德高望重，還得請你坐鎮。”一句“沒把你當巡撫”既肯定又幽默，程潛只得應允。

進入60年代，程家遷居北京。毛澤東多次把程潛夫婦、子女請進中南海，或閑談詩詞，或點評時局。有次，主席忽然問郭翼青：“誰在家里說了算？”夫婦對視一笑，主席哈哈大笑，氣氛松弛，卻透露出長輩式的關懷。

歲月終有盡頭。程潛病危期間，主席忙于政務，仍派人每日詢問。程潛臨終前寫下數首七律，字里行間流露對舊友的思念。詩稿隨女兒信件一并送到中南海，主席翻閱良久，眼圈微紅。有人在場，聽見他輕聲自語：“老朋友走了。”

程潛后人日常起居、就業、醫療，皆由國務院事務組專人跟進；舊居維修費則列入財政專項，未讓家屬多操心。1973年，程熙被安排進入文化部所屬單位，從事美術編輯；幼妹程寧完成學業后，也獲分配進高校圖書館。程家幾位孩子偶爾聚會，說起當年“換房”未遂，頗感主席用意——留下父親生前熟悉的院落，或許是對這位愛國老將最好的紀念。

程潛與毛澤東的交往橫跨半個世紀，從一線軍人到共和元老，角色變幻間不變的是兩人之間的信義。1968年那封信和那條批示，既是私人友誼的延續，也是新政權對舊部屬的制度化關懷。歷史現場并不浪漫，卻足夠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