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4月,北京已現春意。西山深處,值班軍車在安靜的林蔭道上放慢速度,車里的人是宋時輪。那天他本想向葉劍英匯報軍事科學院的條令修訂進展,卻被一句看似隨口的話打了個措手不及——“這本《傳略》快成稿了,你來寫序吧。”
短短十一個字,讓老將軍的心頭忽然變得沉重。他扶了扶眼鏡,硬是沒立刻答話。葉帥察覺氣氛微變,輕輕笑:“寫不出華章也沒關系,只求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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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院門,風有點涼。宋時輪對秘書說的第一句話是:“序,我寫不了。”語氣干脆,卻透著躊躇。
不肯提筆,是謙虛,也是敬畏。葉劍英一生經歷重大關口太多,北伐、長征、抗戰、解放戰爭、共和國締造……每一次轉折都險象環生。宋時輪自認見過風浪,可要用區區數千字定格葉帥的人生,他覺得難。三天后,他同意在書末寫一篇“跋”,算是交差。
時間撥回到1957年11月。那年初冬,葉劍英奉中央軍委指示籌建軍事科學院,他點名讓宋時輪來當副手。兩人在北平飯店小會客室里第一次并肩坐下。葉帥握著老部下的手,說話很直白:“軍科從零起步,需要能文能武的人。”宋時輪朗聲回答:“命令到哪,人就到哪。”
翌年3月,軍事科學院掛牌。司令部工作條例成了第一塊硬骨頭。平時與戰時如何銜接?課題組吵得不可開交。爭論焦點是要不要單列“平時司令部工作”一章。宋時輪連夜審閱材料,第二天拍板:“平時就是作戰準備,另設章節,會誤導部隊戰備觀念。”定稿后,年輕參謀感嘆:“老院長一句話,省了我們半個月。”
1972年,葉帥工作重心轉到中央大局,軍科幾乎完全由宋時輪主持。條令、教材、翻譯、外軍研究,多線推進,人手緊,節奏快。有人統計,宋時輪在那年平均每天批閱文件三十多份,連標點都圈得密不透風。蘇聯專家看了中文譯稿搖頭感慨:“這比我們自己校的還細。”
進入80年代,中央批準為十位元帥立傳。1980年7月,軍事科學院接下《葉劍英傳略》任務。宋時輪擔任總負責人。第一步不是動筆,而是補檔案。檔案室厚厚一沓“缺卷”貼條觸目驚心。戰爭年代,很多材料散佚,口述回憶就成了關鍵。
為了弄清1935年長征途中“蘆花會議”內幕,宋時輪兩次驅車西山,向葉帥求證。“我借故離場找主席”——葉帥每次說到這里,都抬手打著節拍,似乎仍在緊張的氛圍中。宋時輪邊聽邊寫,記滿三大本筆記。回到軍科,他又派人趕赴南京,采訪當年四方面軍的許世友。
采訪完,主要史實對照完成。宋時輪要求編寫組先出時間鏈,再寫人物。有人問為什么不先寫故事吸引人?他一句話壓住:“年代先清,故事就扎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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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春,《傳略》初稿擺上辦公桌。此時葉帥身體狀況每況愈下,仍堅持親翻初稿。稿紙頁碼旁,有他親筆圈點。就是在這一階段,他提出讓宋時輪寫序。
宋時輪回絕后,轉而把精力放在校對。六月,他對范碩等人下死命令:“標點不準錯。百分之九十九點九準確,就是不行。”
1986年10月18日早晨,宋時輪得知葉帥病情急轉直下,立即把編寫組叫來,一句寒暄都省:“印前清樣必須再過一遍。”四天后,葉劍英溘然長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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噩耗傳來,軍事科學院大樓走廊靜得只聽見秒針聲。宋時輪握著窗臺,眼眶紅,卻強撐不讓淚落。工作人員悄悄議論:“自從長津湖,他很少這樣。”
1950年11月,第9兵團長津湖突擊,美7師第31團覆滅,卻是零下40多度的代價。戰后,宋時輪面對凍得失去知覺的戰士,沉默良久才紅了眼眶。那之后,許多風浪都沒再讓他動容,直到1986年10月。
1987年初,《葉劍英傳略》正式出版。序頁空白,末尾卻多了兩千字“跋”。宋時輪在文尾注明:“謹供同志們參考。”行文平實,沒有一句溢美,卻把葉劍英在危局中的冷靜、在抉擇前的果敢寫得分寸得當。
同年春天,宋時輪購買數本新書,親自裝進牛皮紙袋,寄給當年提供材料的老同志。信里只有一句話:“書已付印,如有疏漏,望指正。”簡短,卻透出嚴謹。
葉劍英對他評價“有勇有謀”,而宋時輪一生都以“謹慎”回敬。寫序不是難事,難的是用簡短文字概括一位帥才的寬廣人生。這份慎之又慎,恰好印證了兩位老兵的默契:軍事與歷史,都容不得半點輕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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