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葉帥囑咐宋時輪為《葉劍英傳略》作序，宋：我不夠資格

1984年4月，北京已現春意。西山深處，值班軍車在安靜的林蔭道上放慢速度，車里的人是宋時輪。那天他本想向葉劍英匯報軍事科學院的條令修訂進展，卻被一句看似隨口的話打了個措手不及——“這本《傳略》快成稿了，你來寫序吧。”

短短十一個字，讓老將軍的心頭忽然變得沉重。他扶了扶眼鏡，硬是沒立刻答話。葉帥察覺氣氛微變，輕輕笑：“寫不出華章也沒關系，只求實事。”

走出院門，風有點涼。宋時輪對秘書說的第一句話是：“序，我寫不了。”語氣干脆，卻透著躊躇。

不肯提筆，是謙虛，也是敬畏。葉劍英一生經歷重大關口太多，北伐、長征、抗戰、解放戰爭、共和國締造……每一次轉折都險象環生。宋時輪自認見過風浪，可要用區區數千字定格葉帥的人生，他覺得難。三天后，他同意在書末寫一篇“跋”，算是交差。

時間撥回到1957年11月。那年初冬，葉劍英奉中央軍委指示籌建軍事科學院，他點名讓宋時輪來當副手。兩人在北平飯店小會客室里第一次并肩坐下。葉帥握著老部下的手，說話很直白：“軍科從零起步，需要能文能武的人。”宋時輪朗聲回答：“命令到哪，人就到哪。”

翌年3月，軍事科學院掛牌。司令部工作條例成了第一塊硬骨頭。平時與戰時如何銜接？課題組吵得不可開交。爭論焦點是要不要單列“平時司令部工作”一章。宋時輪連夜審閱材料，第二天拍板：“平時就是作戰準備，另設章節，會誤導部隊戰備觀念。”定稿后，年輕參謀感嘆：“老院長一句話，省了我們半個月。”

1972年，葉帥工作重心轉到中央大局，軍科幾乎完全由宋時輪主持。條令、教材、翻譯、外軍研究，多線推進，人手緊，節奏快。有人統計，宋時輪在那年平均每天批閱文件三十多份，連標點都圈得密不透風。蘇聯專家看了中文譯稿搖頭感慨：“這比我們自己校的還細。”

進入80年代，中央批準為十位元帥立傳。1980年7月，軍事科學院接下《葉劍英傳略》任務。宋時輪擔任總負責人。第一步不是動筆，而是補檔案。檔案室厚厚一沓“缺卷”貼條觸目驚心。戰爭年代，很多材料散佚，口述回憶就成了關鍵。

為了弄清1935年長征途中“蘆花會議”內幕，宋時輪兩次驅車西山，向葉帥求證。“我借故離場找主席”——葉帥每次說到這里，都抬手打著節拍，似乎仍在緊張的氛圍中。宋時輪邊聽邊寫，記滿三大本筆記。回到軍科，他又派人趕赴南京，采訪當年四方面軍的許世友。

采訪完，主要史實對照完成。宋時輪要求編寫組先出時間鏈，再寫人物。有人問為什么不先寫故事吸引人？他一句話壓住：“年代先清，故事就扎實。”

1984年春，《傳略》初稿擺上辦公桌。此時葉帥身體狀況每況愈下，仍堅持親翻初稿。稿紙頁碼旁，有他親筆圈點。就是在這一階段，他提出讓宋時輪寫序。

宋時輪回絕后，轉而把精力放在校對。六月，他對范碩等人下死命令：“標點不準錯。百分之九十九點九準確，就是不行。”

1986年10月18日早晨，宋時輪得知葉帥病情急轉直下，立即把編寫組叫來，一句寒暄都省：“印前清樣必須再過一遍。”四天后，葉劍英溘然長逝。

噩耗傳來，軍事科學院大樓走廊靜得只聽見秒針聲。宋時輪握著窗臺，眼眶紅，卻強撐不讓淚落。工作人員悄悄議論：“自從長津湖，他很少這樣。”

1950年11月，第9兵團長津湖突擊，美7師第31團覆滅，卻是零下40多度的代價。戰后，宋時輪面對凍得失去知覺的戰士，沉默良久才紅了眼眶。那之后，許多風浪都沒再讓他動容，直到1986年10月。

1987年初，《葉劍英傳略》正式出版。序頁空白，末尾卻多了兩千字“跋”。宋時輪在文尾注明：“謹供同志們參考。”行文平實，沒有一句溢美，卻把葉劍英在危局中的冷靜、在抉擇前的果敢寫得分寸得當。

同年春天，宋時輪購買數本新書，親自裝進牛皮紙袋，寄給當年提供材料的老同志。信里只有一句話：“書已付印，如有疏漏，望指正。”簡短，卻透出嚴謹。

葉劍英對他評價“有勇有謀”，而宋時輪一生都以“謹慎”回敬。寫序不是難事，難的是用簡短文字概括一位帥才的寬廣人生。這份慎之又慎，恰好印證了兩位老兵的默契：軍事與歷史，都容不得半點輕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