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和平時期的出生人口可能會少于戰爭時期

2024年，中國出生人口為954萬人，人口出生率6.77‰。

再往前一年，2023年出生人口更少，902萬，這是建國以來首次低于1000萬。在1961年的特殊時期，出生人口也有1194萬人。

事實上，這兩年的出生人口，大概和抗戰時期差不多。1939年抗戰最艱苦時期，中國出生人口約757萬，1944年達到971萬，1945年就突破了1000萬。

在擁有14億人口基數的今天，出生人口卻不及80多年前戰火紛飛時期的水平，這一現象背后折射出深刻的社會經濟變遷。

養育成本成為了"無形大山"。據測算，在中國將一個孩子從出生養育到本科畢業，平均花費高達68萬元，一線城市如北京、上海更是突破百萬。這筆費用相當于人均GDP的6.9倍，位居全球前列，遠高于德國、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3-4倍水平。

住房與教育形成雙重擠壓。高房價、學區房競爭、課外輔導費用等構成家庭沉重負擔。許多年輕夫婦月薪在3000-6000元之間，卻要面對首付、按揭、教育投入等長期支出，生育被視為"破產級消費"。有調查顯示，39%的人將經濟壓力列為其生育計劃受阻的主要原因。

收入預期下滑與就業壓力加大。當前，經濟增速放緩、職場競爭加劇，年輕人面臨就業不確定性，對未來收入預期悲觀，更傾向于儲蓄應對風險而非投資育兒。這種對未來的不安全感讓許多家庭不敢輕易生育。

此外，生育理念也在發生變化。年輕一代更注重個人發展、生活品質和自我實現，生育從"義務"轉為"選擇"。傳統"多子多福"觀念被"少生優育"甚至"不婚不育"取代。2022年中國初婚年齡已推遲至28.6歲，婚姻作為生育"制度保障"的功能弱化。

同時，女性地位提升。女性受教育程度和經濟獨立性提高，更傾向于將生育視為"主動選擇"而非"被動義務"。女性的生育代價不再是社會選擇忽視的隱性成本。

面對出生人口下降帶來的勞動要素負增長，政策層面開始逆向調節，但效果有限。2016年全面放開了二孩、2021年推行了三孩政策，但政策信號與民眾生育意愿之間存在時滯，幾十年計劃生育洗腦下形成的"少生優生"觀念難以迅速改變。

而生育補貼政策力度不足，與高昂的育兒成本相比微不足道。托育服務嚴重短缺，全國每千人口托位數僅4.08個，存在300萬托位缺口。普惠性托育機構數量不足、質量參差不齊，費用高昂，家庭缺乏可靠的育兒支持。

另一方面，職場生育友好環境缺失。女性在生育后可能面臨職業中斷、晉升受限等問題，產假后難以回歸原崗位。缺乏完善的托育服務，使得雙職工家庭難以兼顧工作與育兒。

面對低生育率挑戰，單一政策難以奏效，需要從經濟減負、制度保障、文化包容等多方面綜合施策。需要加大財政補貼力度，完善普惠托育體系，延長帶薪育兒假，消除職場性別歧視，構建"生得起、養得好"的支持體系。唯有在尊重個人選擇的基礎上優化制度環境，才能平衡宏觀需求與微觀幸福，真正應對這一"富裕時代的新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