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蘭山作證！西夏陵申遺成功，終于成中國第 60 項世界遺產

當地時間 2025 年 7 月 11 日，法國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的投票大廳里，一記清脆的表決聲落下，“西夏陵” 正式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消息傳回國內，賀蘭山腳下的這片千年陵寢群再次成為焦點，而中國世界遺產總數也由此定格在 60 項。

這不是一處普通的古代陵墓遺址。當人們順著銀川平原的地勢向西眺望，賀蘭山的輪廓如巨龍橫臥，山腳下的 9 座帝陵、271 座陪葬墓，在近 40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序排布，與蒼茫戈壁、丹霞地貌構成獨特的景觀。更令人驚嘆的是，這片沉睡千年的遺址，藏著 11 至 13 世紀中國西北多民族交融的密碼，也見證著絲綢之路文明交流的盛景。

很多人對西夏的印象，或許來自歷史課本里的只言片語，或是影視劇中神秘的西夏文字。這個由黨項族建立的王朝，從 1038 年李元昊稱帝到 1227 年被蒙古所滅，存續近 200 年，歷經十帝，疆域橫跨今寧夏、甘肅、陜西北部及內蒙古西部，恰好扼守絲綢之路的咽喉要道。而西夏陵，正是這個王朝留存至今規模最大、等級最高、保存最完整的考古遺存，也是解讀西夏文明最直接的鑰匙。

一、夯土為骨：藏在建筑里的文明交融

賀蘭山的風沙掠過千年，西夏陵的夯土陵塔依然矗立。這些陵塔如今只剩實心夯土堆，外層的木結構早已在歲月侵蝕中消失，但仔細觀察就能發現，每一處細節都藏著不同文明碰撞的痕跡。

西夏陵的選址極具講究。它坐落于賀蘭山山脈南段東麓，這里既是游牧與農耕文明的分界線，也是濕潤與干旱氣候的過渡帶。黨項族本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卻在建立王朝后選擇在賀蘭山腳下營建固定的陵寢，這種選址思路明顯借鑒了中原王朝 “背山面水” 的陵寢規制 —— 東望銀川平原的灌溉綠洲，西靠賀蘭山的天然屏障，既符合中原傳統文化中的風水理念，又兼顧了游牧民族對山脈的敬畏之情。

走進陵區，這種交融感更加明顯。9 座帝陵成組分布，每組 2 到 3 座，周圍環繞著數量不等的陪葬墓，整體布局嚴整有序，延續了唐宋帝陵的集中式布局傳統。但與唐宋帝陵坐北朝南的軸線不同，西夏陵的核心建筑軸線呈北偏西方向，這一獨特設計源自黨項族 “鬼神居中” 的傳統信仰，認為偏離正南可以避開鬼神侵擾。這種對中原制度的承襲與民族習俗的堅守，在陵寢布局中形成了奇妙的平衡。

陵塔是西夏陵最具標志性的建筑。這些陵塔初建時為 5 層、7 層或 9 層高的實心八角密檐塔，層級皆為單數，契合佛教 “單數為吉” 的理念。從形制上看，它們吸納了中原佛塔的建筑樣式，卻又融入了游牧民族的審美意趣 —— 塔身線條簡潔硬朗，沒有中原佛塔的繁復裝飾，更貼合黨項族質樸務實的性格。考古人員在 3 號陵陵塔的夯土中發現了白石灰等特殊材料，這些材料經過精心調配，與夯土分層筑造，讓陵塔歷經千年風沙和多次地震仍屹立不倒。每層約 10 厘米厚的夯土層理分明，展現出西夏工匠高超的營造技藝。

除了陵塔，陵區內的闕臺、碑亭、月城等建筑也處處可見交融痕跡。闕臺是帝陵入口的標志，西夏陵的闕臺為夯土筑成，平面呈方形，這種形制源自中原，但規模比唐宋闕臺更小，更適合西北的地理環境。碑亭遺址中，考古人員清理出大量碑刻殘塊，4755 塊殘碑里，大多是西夏文，少數帶有漢字，其中兩塊最大的殘碑上還雕刻著龍紋和花草浮雕，背面殘留著描金字痕跡。龍紋是中原皇權的象征，西夏文是黨項族的自創文字，鎏金工藝則常見于西域文化，三種元素出現在同一塊碑刻上，生動詮釋了文明交融的深度。

最值得一提的是陵區內的 32 處防洪工程遺址。賀蘭山夏季多雨，容易引發山洪，西夏人在陵區內修建了多條防洪溝和擋水壩，采用 “分流疏導” 的思路，將山洪引向陵區外側。這些防洪設施的營造技術，既借鑒了中原地區的水利工程經驗，又結合了西北戈壁的地質特點，用夯土和石塊混合筑造，兼顧堅固性和排水效率。如今，這些防洪遺址依然發揮著作用，守護著這片千年陵寢。

1974 年，6 號陵出土的一件綠釉鴟吻，更是將這種交融推向極致。這件鴟吻高 152 厘米、寬 92 厘米，呈龍頭魚身狀，通體飾鱗紋，施綠釉，釉面光亮。鴟吻是中原傳統建筑中用于屋頂正脊兩端的裝飾構件，用于辟邪祈福，而西夏的這件鴟吻，龍頭比例更大，魚尾分叉更明顯，融入了黨項族對水生生物的崇拜。它既與同時期中原地區的鴟吻相似，又獨具民族特色，成為西夏吸收中原文化并加以創新的直接物證。

中國建筑設計研究院建筑歷史研究所名譽所長陳同濱曾說，通過西夏陵的發掘和現存建筑可以看出，西夏對中原文化不是簡單學習模仿，而是學習并創造性轉化。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交融，正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原因。

二、文物為證：解鎖絲綢之路的樞紐密碼

如果說建筑是凝固的歷史，那么出土文物就是流動的文明印記。在西夏陵博物館里，一件件文物靜靜陳列，它們不僅展現著西夏高超的工藝水平，更解鎖了這個王朝作為絲綢之路樞紐的繁榮過往。

1977 年，101 號陪葬墓出土的鎏金銅牛，是西夏文物中的珍品。這尊銅牛身長 130 厘米、寬 38 厘米，重 188 公斤，內部空心，外表鎏金，采用中國傳統的外范內模澆鑄技術制作而成，融合了雕塑、鑄造、鎏金、焊接、拋光等多種工藝。銅牛造型生動逼真，肌肉線條流暢，牛角彎曲有力，仿佛下一秒就要邁步前行。

寧夏博物館館長王效軍介紹，這尊銅牛出土時位于墓葬甬道左側，與右側的石馬相對，牛頭朝內，馬頭朝外，這種擺放方式暗含著黨項人 “乘馬出則征戰，牽牛入則耕作” 的生活狀態。這一細節生動反映了西夏社會的經濟形態 —— 從純粹的游牧經濟，逐漸轉變為農耕與畜牧兼營的經濟模式。而鎏金銅牛所采用的鑄造和鎏金工藝，與中原地區宋代的工藝高度相似，顯然是民族間技術交流的成果。

在西夏陵的出土文物中，錢幣是解讀絲綢之路貿易的重要線索。考古人員在陵區內發現了大量宋、遼、金時期的錢幣，也有西夏自己鑄造的 “天盛元寶”“乾祐元寶” 等錢幣。這些錢幣的出土，證明西夏與周邊政權的貿易往來十分頻繁。更重要的是，陵區內還發現了少量西域風格的料珠、孔雀石珠飾，以及可能來自中亞的絲綢殘片，這些文物足以說明，西夏不僅與周邊政權交流密切，還通過絲綢之路與更遠的西方世界保持著聯系。

寧夏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院院長杜建錄指出，西夏王朝所處的位置，恰好是絲綢之路河西走廊與居延道的關鍵節點。西夏充分利用這一地理優勢，通過朝貢、榷場、互市等形式，與宋、遼、金、吐蕃甚至遠在西方的大食等政權和民族開展貿易。西夏陵出土的這些文物，正是西夏作為絲綢之路中繼樞紐，參與歐亞大陸東西方跨區域、長距離商貿交流的直接實證。

文字是文明的載體，西夏文的創制與使用，更體現了多民族文化的深度融合。西夏文是李元昊稱帝后，命大臣野利仁榮仿照漢字創制的，共有 6000 多個字符，字形方正，筆畫繁復，與漢字既有相似之處，又獨具特色。在西夏陵的碑刻殘塊中，經常能看到西夏文與漢字并存的情況，有的碑刻正面是西夏文，背面是漢字，兩種文字記錄的內容基本一致。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史金波認為，西夏文的創制本身就是文化交融的產物。黨項族沒有自己的文字，卻主動借鑒漢字的造字方法，創造出屬于自己的文字，這既體現了對中原文化的學習，也展現了自身文化的自信。而西夏文與漢字在碑刻中并存，說明當時西夏社會中，兩種文字都被廣泛使用，民族間的文化交流已經深入到日常層面。

除了文字，佛教文化的傳播也在西夏陵留下了深刻印記。西夏王朝崇尚佛教，李元昊稱帝后便派人前往中原求取佛經，并組織僧人翻譯。在西夏陵的陵塔形制中，佛塔元素的融入就是最好的證明。而陵區內出土的大量佛教造像、經卷殘片，更是直接反映了佛教在西夏的盛行。這些佛教文物既有中原佛教的風格，又融入了吐蕃佛教的元素，說明西夏佛教是在吸收多元佛教文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也從側面印證了絲綢之路不僅是商貿通道，更是文化傳播通道。

從綠釉鴟吻的建筑美學，到鎏金銅牛的工藝融合，再到西夏文與漢字的并存共生，西夏陵出土的每一件文物，都是不同文明交流互鑒的生動見證。這些文物串聯起的，不僅是西夏王朝的興衰史，更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歷史進程。

三、申遺之路：千年遺址的當代守護

西夏陵的申遺之路，走了整整 20 年。從 2005 年正式啟動申遺準備工作，到 2025 年成功列入名錄，背后是無數文物工作者的堅守與付出，也是對千年遺址當代守護理念的踐行。

早在 1988 年，西夏陵就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成為國家層面重點守護的文化遺產。2017 年，西夏陵成為寧夏首個國家考古遺址公園，這一身份的轉變，標志著西夏陵的保護從單純的文物修復，轉向了 “保護、展示、利用” 相結合的綜合模式。

考古發掘是了解西夏陵的基礎，也是保護工作的前提。自 1972 年正式啟動考古調查以來，考古工作者在西夏陵進行了多次系統性發掘。特別是 2012 年至 2016 年的主動性考古發掘，不僅厘清了 3 號陵的建筑布局和結構，還發現了大量珍貴文物，為解讀西夏陵的價值提供了關鍵依據。在發掘過程中，考古人員嚴格遵循 “最小干預” 原則，對出土文物進行及時修復和保護，對遺址本體進行加固處理，最大限度保留遺址的原始風貌。

防洪是西夏陵保護的重要課題。賀蘭山的山洪一直是威脅陵寢遺址的主要自然因素，歷史上多次山洪對陵區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壞。為了守護遺址，文物工作者在深入研究西夏時期防洪工程的基礎上，結合現代水利技術，對原有防洪設施進行修復和加固，同時新建了部分防洪堤和排水系統，形成了完善的防洪體系。這些措施既有效抵御了山洪威脅，又最大程度保留了歷史原貌，實現了傳統智慧與現代技術的結合。

在保護的基礎上，西夏陵的展示利用也在不斷創新。如今的西夏陵景區，以 110 國道為界，西側為遺產區，保留了遺址的原始風貌，游客可以沿著木棧道參觀帝陵遺址，近距離感受千年陵寢的莊嚴與厚重；東側為文旅綜合服務區，包含西夏陵博物館、數字文創體驗中心等場館，通過文物展示、數字投影、互動體驗等多種形式，讓游客更直觀地了解西夏文化。

西夏陵博物館是展示西夏文明的核心載體。館內通過 “神秘的西夏”“西夏王陵的探索” 等主題展覽，系統展示了西夏陵的考古成果和西夏文明的歷史脈絡。其中，“鎏金銅牛”“綠釉鴟吻” 等珍貴文物常年展出，讓游客能夠近距離欣賞這些文明的瑰寶。數字文創體驗中心則利用現代科技，復原了西夏陵的原始風貌和西夏王朝的生活場景，游客可以通過 VR 技術 “走進” 西夏宮殿，感受西夏文化的魅力。

2024 年 8 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專家團隊對西夏陵進行現場技術評估，對西夏陵的保護工作給予了高度評價。評估報告認為，西夏陵的保護措施科學有效，既保留了遺址的真實性和完整性，又實現了與當地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2025 年 5 月，世界遺產中心給出 “直接列入” 的評估結論，為西夏陵的申遺成功奠定了堅實基礎。

國家文物局文物古跡司司長鄧超表示，西夏陵的申遺成功，不僅是因為其獨特的文化價值，更因為其保護工作踐行了 “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 的文物工作方針，為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提供了中國經驗。

四、60 項遺產背后：中華文明的包容與延續

西夏陵的申遺成功，讓中國世界遺產總數達到 60 項。從長城、故宮到莫高窟、鼓浪嶼，再到如今的西夏陵，這 60 項世界遺產涵蓋了古建筑、古遺址、文化景觀、自然遺產等多種類型，串聯起中華文明 5000 多年的延續脈絡。

很多人會問，為什么是西夏陵？在眾多待申遺項目中，西夏陵的獨特性在于，它是少有的能夠完整見證多民族交融歷史的遺址。不同于中原地區的單一文明遺址，西夏陵所代表的西夏文明，是在吸收中原文化、游牧文化、西域文化等多元文化基礎上形成的，這種多元交融的特征，恰好契合了世界遺產 “突出普遍價值” 的核心要求。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認為，西夏陵作為多元文化交融影響的見證，其空間布局、設計理念和建筑形制繼承了唐宋陵寢制度，又融入佛教信仰與黨項習俗，形成了特殊的信仰與喪葬傳統，并見證了西夏王朝在公元 11 至 13 世紀絲綢之路文化與商業交流中的獨特地位。這一評價精準概括了西夏陵的世界價值，也解釋了它為何能在眾多申遺項目中脫穎而出。

從更深層次來看，西夏陵的申遺成功，是對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有力印證。中華文明從來不是單一文明的延續，而是由多個民族、多種文化共同構成的。黨項族建立的西夏王朝，雖然最終消失在歷史長河中，但它所創造的文明，卻融入了中華文明的大家庭，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西夏陵的存在，讓我們看到了不同民族如何在交流中互鑒，在融合中共生，也讓世界看到了中華文明海納百川的包容氣度。

如今，走進西夏陵，人們不僅能感受到千年遺址的歷史厚重，更能體會到文化遺產的當代價值。在這里，考古工作者仍在繼續探索，不斷揭開西夏文明的神秘面紗；在這里，游客們通過參觀游覽，了解多民族交融的歷史，增強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在這里，當地群眾依托文化遺產發展文旅產業，實現了文化遺產保護與經濟發展的雙贏。

賀蘭山的風還在繼續吹，西夏陵的夯土陵塔依然矗立。它見證過西夏王朝的鼎盛，經歷過歲月的侵蝕，如今在新時代重新綻放光彩。作為中國第 60 項世界遺產，西夏陵不僅為世界遺產名錄增添了新的活力，更向世界展示了中華文明的多元與包容，也為文明交流互鑒提供了新的范本。

當我們回望這 60 項世界遺產，會發現每一項都是中華文明的重要載體，每一項都藏著中華民族的精神密碼。從長城的雄偉到故宮的恢弘，從莫高窟的絢麗到西夏陵的厚重，它們共同構成了中華文明的璀璨星河，也成為全人類共同的文化財富。

未來，隨著考古工作的深入和保護技術的進步，西夏陵還將解鎖更多歷史密碼，向世界講述更多關于文明交融的故事。而中國的世界遺產保護之路，也將繼續前行，讓更多千年遺產在當代煥發生機，讓中華文明的魅力被更多人看見。

賀蘭山作證，千年西夏陵，終于在世界舞臺上綻放屬于它的光彩。而這光彩背后，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深厚底蘊，是中華民族包容互鑒的精神內核，更是文化遺產跨越時空的永恒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