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捐贈名畫驚現拍賣行，文物管理的裂縫如何修復

一份打了馬賽克的鑒定書，一幅估價8800萬的明代名畫，一場持續六十年的捐贈糾紛，正在揭開中國博物館管理制度中最隱秘的角落。

中國近現代收藏大家龐萊臣后人捐給南京博物院的一件明代仇英《江南春》圖卷，突然在今年北京的一場藝術拍賣中亮相，估價達8800萬元。在龐萊臣曾孫女龐叔令的舉報與國家文物部門的干預下，拍賣公司對該拍品作了撤拍處理。

南京博物院近日發布《情況說明》回應：確認1959年接收龐增和先生捐贈的137幅畫作中，5幅爭議畫作兩次鑒定為“假”，并于上世紀90年代依照規定進行了處置。

然而，其中一幅被鑒定為“偽作”的明代仇英《江南春》圖卷，卻在今年北京的一場藝術拍賣中亮相，估價高達8800萬元。

在收藏家后人龐叔令的舉報與國家文物部門干預下，拍賣公司對該拍品作了撤拍處理。

事件溯源：捐贈的文物驚現拍賣會

龐萊臣，中國近現代收藏大家，其“虛齋”收藏以質量精湛、體系完整著稱。上世紀50年代，龐家后人向南京博物院等多家國有文博機構捐贈了大量珍貴古代書畫。

其中，捐贈給南京博物院的文物多達137件（套），一些古代名跡已成為這些機構的鎮館之寶。

然而，在今年5月北京的一場藝術拍賣會上，一幅明代仇英《江南春》圖卷的出現引起了龐家后人龐叔令的警覺。

這幅估價高達8800萬元的畫作，與龐家當年捐贈給南京博物院的一幅畫作極為相似。

當龐叔令前往南京博物院查驗捐贈文物保管狀況時，更令人震驚的事實浮出水面：包括《江南春》在內的5件捐贈古畫已經從館藏中“消失”。

爭議焦點：拍賣的是“偽作”還是真跡

南京博物院在情況說明中解釋，這5幅爭議畫作早在1961年和1964年就分別經過兩次專家組鑒定為“偽作”。

第一次鑒定由張珩、韓慎先、謝稚柳組成的專家組進行；第二次則由王敦化、徐沄秋、許莘農組成的專家組完成。

博物院表示，這些畫作已于上世紀90年代依照《博物館藏品管理辦法》進行了處置。然而，這一解釋并未消除外界疑慮。

南京博物院給出的鑒定材料復印件“大部分打上了馬賽克”，僅零星露出“仇英《江南春圖》假”的字樣。

有質疑指出，第二次鑒定的專家組成員中，王敦化、徐沄秋實際上是南京博物院的工作人員，而徐沄秋主要職責是征集工作，并非書畫鑒定專家。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南京博物院十年前曾舉辦“藏·天下：龐萊臣虛齋名畫合璧展”，對龐萊臣及其“虛齋”舊藏給予極高評價，認為其“流傳有序”且鑒定嚴謹。

如今，同一機構卻宣稱其中部分作品為“偽作”，這種前后矛盾難以取信于公眾。

除了此次現身拍賣會場的《江南春》，龐家捐贈給南京博物院的另一幅畫《雙馬圖 立軸》也早被拍賣。據媒體報道，2014年6月18日，上海嘉泰拍賣公司在嘉泰十周年春季藝術品拍賣會曾拍賣出一幅趙光輔《雙馬圖 立軸》，成交價為人民幣230萬元。拍賣信息顯示，該幅圖題簽為“宋趙光輔雙馬圖。鈐印：龐元濟印（白）、萊臣眼福（朱）”，龐元濟即為龐萊臣。

管理漏洞：處理“偽作”難以自圓其說

南京博物院事件暴露出的不僅是單一個案問題，更是整個文博系統藏品管理中的制度裂縫。

根據相關法規及文物捐贈倫理，博物館若對捐贈品真偽存疑，應履行告知義務，與捐贈方溝通協商。即便認定捐贈文物為偽作，博物館也應優先通知捐贈人收回。

南京博物院在長達六十年的時間里，既未告知捐贈方鑒定結果，也未將所謂的“偽作”返還給龐家后人，這一行為直接違背了基本的程序正義原則。

更令人不安的是，對于這5幅畫的最終去向，南京博物院僅模糊表示“劃撥、調劑”，無法提供完整的流轉記錄。

如果拍賣市場出現的《江南春》確實是龐家捐贈的那幅，那么問題性質將發生根本變化——從管理失職可能升級為非法處置國有資產。

值得注意的是，國家文物局于2025年10月剛剛發布《關于加強博物館藏品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特別強調要嚴格執行賬物分管、雙人進庫等基本要求。

這份通知是在法國盧浮宮博物館發生重大藏品盜搶事件后發布的，要求各博物館“深刻吸取教訓”。然而南京博物院事件表明，制度建設與執行落地之間仍存在巨大鴻溝。

前車之鑒：博物館監守自盜并非個例

與南京博物院事件類似，利用館藏管理漏洞與職務之便進行的內部違規操作，在文博領域并非孤例。一個極具代表性的案例發生在廣州美術學院圖書館。該館原館長蕭元在任期間（2004年至2010年），利用掌管畫庫的職務便利，使用事先偽造的贗品，將館藏的真品書畫調包竊取，其中包括齊白石、張大千等名家珍貴畫作。他將這些真跡以“臨摹畫”的名義，通過拍賣公司陸續出售，非法獲利數千萬元人民幣。這一監守自盜的行為持續數年才被揭露，暴露出圖書館乃至學院在藏品保管、出入庫核查、真偽鑒定等環節存在嚴重的制度缺陷和監管空白。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河北承德博物館。文物專家李海濤在承德博物館看管文物的十年事件，用“貍貓換太子”的方式連續偷走自己看管的寶物，轉移259件珍貴文物，2020年被警方抓獲。李海濤從中獲得贓款320余萬元人民幣、7.2萬美元。警方追回了200余件文物，但還有57件文物下落不明。

博物館監守自盜行為并非只是國內獨有，國外更甚。2024年，英國大英博物館把一名涉嫌監守自盜并且倒賣文物藏品的前館長告上了法庭。大英博物館指控，在2009年至2018年期間，曾負責管理希臘和羅馬館的前館長彼得·希格斯“濫用了他在博物館內的信任地位”，盜竊和損壞了約1800件文物，包括博物館尚未完全登記在其目錄中的物品。希格斯在丑聞爆發后曾試圖通過修改博物館的數字目錄來掩蓋盜竊行為，包括更改對丟失物品的描述。

改革迫切：“亡羊補牢”勝過“鴕鳥政策”

南京博物院事件不管未來的調查結果如何，都給中國博物館管理制度敲定了警鐘，在“故宮一件我一件”的嘲諷和擔憂聲中，挽救文物管理部門的形象已經刻不容緩，對文博系統的改革迫在眉睫。

文物賞析博主“聽泉賞寶”的連線畫面

在法律制度層面，需要細化《博物館條例》和《文物保護法》中關于捐贈文物處置的規定，明確博物館對捐贈品進行鑒定、處置的具體程序和時限要求。特別應規定，如認定為“偽作”，博物館必須在規定時間內書面通知捐贈方并協商處理方案。

在監督機制層面，可借鑒法國經驗，在省級以上文物行政部門設立獨立的博物館監察機構，定期對轄區內博物館的藏品管理進行審計檢查。同時建立公開的文物登記平臺，接受社會監督，讓每一件文物的流轉都有跡可循。

在內部管理層面，博物館應建立完善的藏品檔案系統，確保從入藏到處置的全過程記錄完整可追溯。對于藏品的鑒定、處置，必須建立跨部門、跨機構的復核機制，防止個別專家或部門的單方面決定。

在捐贈人權益保障層面，應當立法明確捐贈人及其繼承人對捐贈文物的知情權、異議權和一定條件下的追索權。博物館應定期向捐贈人報告捐贈文物的保管狀況，建立常態化的溝通機制。

這些行動體現了博物館對文物來源合法性和倫理責任的高度重視。

當權力的邊界模糊，當程序正義缺失，當監督機制失效，博物館就可能從文化遺產的守護者，異化為問題的一部分。

改革的關鍵在于建立剛性的制度約束，將博物館的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這需要明確的法律規定、有效的監督機制、透明的管理程序和嚴格的責任追究。

（文章參考光明日報、央視網、山東省最高人民法院網站、洛陽市文物局網站、杭州日報、紅星新聞、丹陽市融媒體中心賬號、每經網等）

撰稿：張勇、王子翼

編輯：吳增輝

審核：卡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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