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不像侯孝賢的侯孝賢電影，揭露國民黨黑歷史

《悲情城市》是侯孝賢導演的作品中口碑最好的一部，不過他本人卻不是很喜歡自己這部作品。

或許是因為這部電影與他所追求的自然主義風格沖突較大，故事發生在他出生前的年代，主要情節也完全是朱天文編出來的，唯一跟他本人密切相關的，大概就是時代情緒。

片中的臺灣剛光復，片外的臺灣剛解嚴，兩個時代的人都是先松一口氣，然后對未來充滿迷茫。

在一部文本表達訴求極其強烈的作品中，任何調度都可能走向符號或者隱喻，使得作品逐漸脫離了影像本身。當然從觀眾的角度看，他的個人風格還是非常濃烈地展現在這部電影中。

這期我們一起來體驗一下侯氏風格。

影片在出字幕的時候就先放出裕仁投降詔書的聲音，然后再給出畫面，林家的大哥林文雄正在燒香，他的情婦正在生孩子。

日本投降后，臺灣也將迎來新生，不過就像人的命運一樣，臺灣的未來也很難預測。

文雄走到廚房，鏡頭跟著搖過來，廚房點了蠟燭，過了一會，文雄頭頂的電燈亮了起來，原來剛才一直停電。畫面中的光線全都有現實基礎，這也是侯導一貫的寫實風格。

如果喜歡文字游戲的話，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光復”二字的具象化，不過這種明喻絕對不是侯導的電影里最珍貴的東西。文雄離開畫面，字幕出現，孩子就叫光明，還真的是很直白。

一輪光明意象之后，打出片名，搭配神思者的配樂，我們感受到的不是光明，而是悲情。留白的空鏡頭讓情緒更加綿延不絕。林家大擺筵席，屋內燈火通明，不再像之前那樣昏暗。

這些人講的都是閩南語，所以是本省人，也就是說他們都在日本人的統治下生活過。

鏡頭還是固定鏡頭，只是前景多了一些阻擋的物體，人物時而被遮擋，時而顯現，整體構成一幅十分生活化的景象。文雄跟阿公說老四今天沒空，但他已經找了人代替老四來拍照。

這里交代老四是個攝影師，攝影是一種記錄的工作，記錄的東西可以是生活，也可以是歷史。林家拍了張全家福。隨后色調突變，BGM響起，再度悲情起來。

畫面中全是自然光，明暗界限分明，可能是專門等云飄過的時候拍下這個鏡頭，人物在畫面中只占據很小的一部分。

右邊兩個人物走入草叢之后，又有另一些人從草叢中走出來，猶如動態山水畫。

此時的旁白是吳寬美在讀自己的日記，她用的還是昭和這個年號，閩南語中也夾雜著日語，比如哥哥叫尼桑，那個年代的年輕人，上學的時候都要學日語。

寬美此行要去山上的礦工醫院當護士，哥哥沒空接她，于是派好友林文清來接。文清跟她的關系似乎不錯，還專門采花給她。

寬美來到文清的工作室，看到這里有很多照片，文清是攝影師，所以他就是林家的老四。文清是聾啞人，因為這個角色是本省人，而梁朝偉不會講閩南語，所以干脆就給了這個設定。

侯導經常根據演員的實際情況來改劇本。文清和寬美靠寫字交流，這里透露林家老二和老三都去打仗了，至今無音訊。

寬美的哥哥吳寬榮帶了一些朋友過來，有老師，也有記者，大家都是有志之士。

眾人聊天過程中，文清告訴寬榮，小川校長發病了，所謂的病大概是指癡呆癥，他最近總吵著要去臺南見一個朋友，但那個朋友早就去世。

日本投降后，日僑遣送處派船來基隆接日本人回國，小川卻在這時候執意要去臺南，注射藥物之后才平靜下來，他的女兒靜子非常擔心。

這一段的BGM是日本民謠《故鄉》。不過小川似乎分不清哪里才是故鄉了。

醫院找了老師來教醫護人員講國語，教的都是跟患者交流的用語。這些人只會閩南語和日語，現在光復了，必定有外省人進來，就必須用國語交流了。

文雄也來到醫院，原來老三林文良已經回來了，但卻患了瘋病，小川也是神志不清，兩個人因為長期生活的環境，都對民族和立場的概念比較模糊，以致于迷失自我。

晚上文清跟新認識的朋友吃飯，聊的內容雖然跟時局有關，但比較輕松，比如光復后那些日本國旗現在沒有用了，有些節儉的人家就拿來給小孩做褲子，導致他們的屁股都是紅色的。

大家對光復都感到欣慰，但寬榮直言陳儀是土匪，他對國民政府不抱期望，大家馬上禁止他談國事。

好不容易迎來和平局面，多數人都希望能夠徹底放松一下，這也是人之常情。不過寬榮確實一語成讖了。

文清作為主角，在這場戲里被安排在一個邊緣的位置，全程背對鏡頭，默默干飯，他聽不到大家在聊什么，有時候看到別人都舉起酒杯了，他也跟著舉杯。

就算他是梁朝偉，是大明星，也沒有獲得特權，一切都要為影像服務。文清還主動承擔一些服務型的活兒，比如東西吃得差不多了，他就去外面幫大家買烤串，反正他在屋里也說不了話。

出到外面之后，也沒有馬上給他特寫，而是一個大遠景的固定長鏡頭，街上非常熱鬧，所有人都做著自己的事，仿佛這一切都不是演出來的，而是真實發生的。

人物完全融入到場景當中去，文清也只是景的一部分，他從店里出來后，很快就淹沒在人群中，不仔細看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下一個鏡頭我們才看到文清的臉，買烤串的時候周圍有人在唱《流亡三部曲》，但文清聽不見，無法參與，鏡頭再切回飯店，朋友們隔著一層樓都聽到了，于是也跟著唱起來。

室內唯獨文清缺席，大家對時局的參與度都非常高，而文清可以代表另一個群體，無權無勢，也沒有話語權，只是靜靜地通過拍照來記錄現實。

影片隨著大家的歌聲切到一個空鏡頭，然后雷聲響起，風雨即將來臨。

靜子來醫院找寬美，她帶了哥哥的兩件遺物，一把竹劍和一首詩，托寬美交給寬榮，因為寬榮和她哥哥是好朋友，還有一件和服是給寬美的。看來靜子快要走了。

影片對這段友情的刻畫就像文清的照片一樣，是一種偏感性的記錄，淡化了立場。

寬榮收到遺物之后，說起日本人所欣賞的櫻花精神，明治時代，有個少女跳瀑布自殺，因為面對燦爛的青春，怕失去以后不知如何是好，不如學習櫻花，在生命最美的時候，隨風離枝。

她的遺書鼓勵了許多年輕人，當時正是明治維新充滿熱情的時代。如今臺灣也將迎來新時代，那些知識分子都充滿了熱情，櫻花精神的故事也預示了他們的結局。

有一群人到醫院來找文良談生意，文良馬上就不瘋了，還跟他們一起吃飯，身份的困惑被眼前的利益治好了。這幫人的老大是上海佬，畫面最右邊這個叫阿嘉，他是跟著文良的大哥混的。

上海佬看上林家的船，想讓文良瞞著大哥，幫他們運米和糖去上海賣，再走私一批貨回來，賺兩趟錢。

這個房間之前文清也來過，知識分子揮灑愛國熱情，與生意人密謀發國難財，都發生在同一個場景。這片土地本身也像一臺相機，記錄著人間百態。

飯館的老板叫紅猴，他給了阿嘉一張日幣，說只缺兩枚印章就可以拿去換錢，這樣的日幣他有一麻袋。結果沒多久紅猴就被人殺死，明顯是沖著那批錢去的。

寬榮他們到文清的工作室聚餐，聊到基隆那邊有個警察打死了賣煙的，官民矛盾已經初現端倪。那煙是走私進來的，這就跟文良那邊接上了。

這場走私有高官的參與，因為上海的米和糖有管制，所以從臺灣運過去賣，中飽私囊，這也使得臺灣的米價大漲。大家吐槽國民政府簡直就是公司，只顧自己賺錢。

現在失業率也高居不下，這樣下去又要出亂子了。本土的知識分子也受到排擠，因為他們是在日本政權底下接受教育的。

大家都覺得很委屈，明明是清朝把臺灣割出去的，簽馬關條約也沒問過他們愿不愿意，現在又開始排擠他們。

這場戲不止文清全程都在邊緣地帶，身體健全的寬美也一樣，直到文清去角落里放了一張唱片，鏡頭才切給他們，文清聽不到聲音，所以是專門給寬美放的，不過此刻兩人的內心已經同頻了。

寬美告訴文清，這曲子叫《羅累萊》，是德國名曲，跟一個古老的傳說有關，講述萊茵河畔的女妖坐在巖石上唱歌，船夫們迷醉在她的歌聲中，最后撞上巖礁。

此刻他們兩個正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猶如兩個船夫。文清告訴寬美，他是八歲的時候爬樹摔傷了頭，之后就聾了。

此時場景從西方音樂轉換到東方戲曲。私塾的小孩在學旦角的身段，此情此景正好呼應了剛才文清寫給寬美的內容，那是他8歲的時候做過的事。

殘疾之后文清就一直活在另一個世界，至今依然像小孩子一樣單純。

阿嘉偷偷用林家的船幫上海佬走私，結果被文雄發現了。

此刻文良正在跟上海佬打牌，他上廁所的時候見到了阿春，記得她是紅猴的相好，現在又跟了一個叫金泉的人，金泉來自另一個本土勢力。

文良馬上質問是不是她拿走了那批日幣，旁邊的金泉馬上急了，追著文良砍。此時正好文雄過來找他，救了他一命。

金泉的大哥跟文雄從小是一起長大的，現在兩家結怨，就找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太太來主持公道，老太太建議那筆日幣換來的錢分三份，他們兩家各拿一份，剩下一份給紅猴年邁的母親。

這種解決問題的方法相當古老，是典型的宗族社會制度，與日本政府以及民國政府都不相容。

某天晚上，阿嘉跑過來通知文雄趕緊逃，有官兵要抓他。

天亮之后果然官兵就來搜捕，理由是收到密報，說文雄是漢奸，阿公非常生氣，他們父子倆都是混黑道的，一直罩著村子，讓村民免受日本人欺負，現在卻說他們家有漢奸。

最終官兵抓走了文良。有一天，文清收到侄女的信，這個侄女應該是文雄跟正室所生。

侄女說三叔被查出在上海當兵的時候幫日本人做事，求文清找臺北的朋友幫忙。

這就是費孝通說的鄉土社會差序格局，以血緣為中心，離中心近的人跟離中心遠的人，道德評判標準完全不一樣。

文清本來就游離在家庭與時局之外，只做一個單純的攝影師，這下是家庭與時局一起找上門來，不得不參與其中。

文清找朋友打聽了消息，說南京政府即將修改臺灣漢奸檢肅條例，頒布之后他們都會沒事。嚴格來說，殖民時代大量的本省人都幫日本人做過事，要是不改條例的話，估計全臺都是漢奸了。

文雄覺得他們本省人最可憐，一下子日本人，一下子中國人，眾人吃，眾人騎，沒人疼。他是一個習慣了舊中國宗族制度的人，對政權更替其實沒什么感覺，只要保證宗族正常運轉就可以。

文雄去求上海佬在過年前幫忙把文良弄出來，因為他們走私是有高官下場參與的，所以必定認識上面的人，文良入獄也是他們搞出來的，文雄心知肚明，但也只能低頭。

之后文良果然放出來，但被折磨得奄奄一息。

這場戲沒有直接拍文良的樣子，而是先讓我們聽到混亂的腳步聲，然后周圍的人有的喊，有的哭，他們穿梭于屋內的柱子或者門之間，做著自己的事情，絲毫沒有拍戲給別人看的感覺。

之后是一場舞獅的戲，所以文良的確是過年前被放出來的。這個鏡頭就交代了這一個信息點，其實交不交代也沒關系，它更像是連接兩場戲之間的留白。

收音機開始播報關于前一天晚上，也就是2月27日，臺北市因查緝私煙誤傷了人命的事，因為是官方通報，用的是“誤傷”這個詞。

既然前一天晚上是2月27，那么今天就是二·二八了，相信當年去電影院的觀眾等的就是這一天的戲。臺北發生本省人和外省人互相斗毆事件，已經戒嚴。

寬榮和文清還要趕過去臺北，因為他們認識的那個記者被抓走了。沖突爆發后，許多人都失去理智，不以言行判斷人，只看出身。醫院的人很怕一個戰爭才剛結束，另一個戰爭接替而來。

寬美非常擔心文清，但也只能在日記中寫下自己的苦惱。

晚上，一批傷者被送到醫院，一些本省人還追過來，說要殺了外省人，最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這場斗爭迅速席卷全島。

政府繼續播報處理方案，對參與斗毆的人不予追究，對傷者進行治療，對死者進行撫恤。

此時文清也來到醫院，這個鏡頭的景深比較淺，將他孤立在前景，他聽不到周圍人的叫喊，也聽不到廣播，內心極度慌亂。直到寬美見到他，總算有人愿意跟他溝通。但他卻忽然暈了過去。

文清醒來后告訴寬美，寬榮平安，叫他先回來，臺北已經死了很多人，現在人心惶惶。

文清繼續寫，畫面閃回他寫的內容，他們在火車站看到一群本省人四處找外省人，文清因為溝通有障礙，差點被打死，好在寬榮跑過來解釋。

經此一役，文清已經深度卷入到時局當中，再也不是之前單純的狀態。

一天晚上，寬榮全身是傷來到文清這里，說他們認識的老師失蹤了，陳儀調兵，一路抓一路殺。這可跟他在廣播里說的完全不一樣。

吳氏兄妹回到老家避難。寬美的工作是吳爸爸介紹的，現在吳爸爸寫信讓院長把寬美的東西送過來，其中有一封文清侄女的信，說文清被抓了，因為他跟那個老師有來往。

文清出獄后整個人都變了，他把那位老師的遺書帶去給他的家人，上面寫著，你們要尊嚴的活，父親無罪。這種精神想必也直接影響到了文清。

寬美來林家找文清，這里也順帶交代阿良上次出獄后的狀況，他已經完全失智，變成一個傻子。文清不在家，寬美只好留下來等他。

第二天文清終于回來了，見到寬美很高興，這里背景處文良還在偷吃供品，非常生活化的場景。

寬美告訴文清，寬榮失蹤了，接下來又是趕路的鏡頭，注意文清的衣服和包，跟他剛才進屋的時候保持一致，所以這段其實是文清寫給寬美的內容，解釋這兩天他去哪里了。

文清來到一個偏遠的地方，鏡頭往右搖，移步換景，人物出現的時候總是處于進行時，這樣他們就不會淪為只跟主角互動的NPC，而像是真實存在于這個世界中。

寬榮和幾個朋友在這里教書，其中有一位黃先生，文清坐牢的時候見過他弟弟，但弟弟已經被槍斃，文清是來轉達遺言的。遺言盡是國家大義，哥哥看得哽咽。

鏡頭切回林家，文清告訴寬美，寬榮已經結婚，但不想家人知道他的位置，讓家人當他已死。文清在山里曾向寬榮明志，說在獄中已經決定此生為死去的友人而活。想留在這里跟他們一起。

但寬榮勸他回去。出獄后文清就一直不工作，不過他說不了話，也無法像寬榮那樣教書。文雄想在附近給他開一家照相館，但他不置可否，因為他聽不到。

這里文雄的臺詞都是閩南語，梁朝偉應該無法完全聽懂，所以他一臉懵的表情非常接近真實的反應，侯導拍戲就是想盡量做到這樣，演的成分越少越好。

文雄跟阿嘉出去賭錢，阿嘉上廁所的時候遇到上海佬的人，當場打了起來。

上海佬還有金泉那伙人護著，阿嘉寡不敵眾，受了重傷，文雄看到后奮起反擊，結果被金泉的大哥開槍打死，這是本省人護著外省人殺了一個本省人。

此時接了一個云霧繚繞的空鏡頭，林家的前路也深陷迷茫。時代已經轉變，一個曾經很強悍的本土勢力都落得如此下場。

下一個鏡頭馬上又陽光明媚，白事辦完辦紅事。文清終于跟寬美結婚了。大哥的死又改變了他的一些想法，不再單純為了死去的友人而活。

這里還有個細節，夫妻對拜的時候，旁邊的文良也在學弟弟叩首，演得活靈活現。

侯導很少用特寫，固定長鏡頭里的表演不一定會被觀眾看到，但他們依然深入自己人物，呈現出不為鏡頭表演的狀態。

下一個鏡頭寬美已經懷孕，街道還是那條街道，舊人物已逝，新人物即將出現，看到這里不得不感慨世事之無常。文清又回到工作室繼續工作，畢竟要養孩子了。

幾番動蕩過后，他不再執著于獻祭自己的一生，而是一邊為自己的一方小天地而活，一邊暗中資助寬榮他們打印教材，啟發民智。

一天晚上，文清收到一封信，兩人看完后悲從中來。接下來鏡頭交代憲兵找到了寬榮的藏身之處，雖然沒有正面拍他的結局，但從剛才兩人的表情可以猜出寬榮的下場不會太好。

寬美一家人去拍全家福，在快門按下那一刻，寬美的旁白又響起，她寫信告訴侄女，文清被抓了，就在拍完這張全家福的三天之后，至今音信全無。

最后場景來到林家，侄女收到信后應該會把文清的事告訴家里人，唯獨文良完全置身事外，文清作為一個聽不見又說不了的人，已經夠出世了，但依舊無法逃過強權。

在那個動蕩年代，仿佛只有失智才是最好的活法，如何能不悲情？

有些觀眾覺得《悲情城市》對國民黨批判得不夠狠，或許他們想要的是寬榮他們那種角度，針砭時弊，一針見血。但侯導恰恰不擅長這種理性批判。那是楊德昌干的活兒。

80年代末剛解嚴，臺灣電影人憋屈了那么久，都很想拍一些以前沒法拍的東西，侯導拍二·二八，楊德昌拍白色恐怖。大家都很想參與進來，就像寬榮那群知識分子。

可是侯導缺乏這種天賦，盡管他拍的時候，在姿態上是比較接近知識分子的，但客觀上他的作品卻更像文清，好像天生就很難高調參與。

《悲情城市》算是侯導最高調的一部，拍出來之后他自己也不是很喜歡。但他的價值并不在這里，僅僅用“批判得不夠狠”來全盤否定他的作品顯然是偏頗的。

在這些固定或者緩慢移動的長鏡頭中，通過獨具一格的場面調度，讓影像產生一種古老又雋永的效果，人與景，動與靜相互交融，就如莊子說的“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

這是古老的道家哲學來到現代后通過影像技術與我們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