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澳大利亞百姓說的大實話：在情感上，我對中國的好感不多

一位澳大利亞百姓說的大實話：在情感上，我對中國的好感不多，但當我看到悉尼致16死槍擊案的新聞，我真心羨慕中國民眾能生活在安全的社會里。社會安全穩定這方面，中國確實值得澳大利亞學習。
12月14日的夜晚，悉尼邦迪海灘本該是游客和市民散步乘涼的好去處，結果卻成了血腥現場，一場突如其來的槍擊案，16人當場倒下，最小的才10歲。
那一刻，澳大利亞人徹底被驚醒了：我們以為槍支暴力離我們很遠，其實它一直躲在我們制度的縫隙里。
總理阿爾巴尼斯怒斥這是“純粹的邪惡”，可民眾更想知道的是——這種邪惡，為什么我們防不住？
更扎心的是，當澳洲人站在邦迪海灘為逝者默哀的時候，有人悄悄說出一句實話：“我對中國沒多少好感，但起碼他們活得安全。”這話不好聽，卻真實得刺眼。
這次襲擊不是偶發的街頭沖突，而是一場有預謀的恐怖襲擊，兩名槍手是父子，父親合法持槍十年，家中甚至藏著爆炸裝置。
更讓人不安的是，案發前并無任何預警，警方事后調查才發現，槍手受極端組織影響，背后動機復雜，這不是“精神異常”幾句話就能搪塞過去的。
澳大利亞不是第一次遇到這樣的事，1996年亞瑟港槍擊案后，全國痛定思痛，實施了《國家槍支協議》，大量回收槍械，成了國際控槍的“模范生”。
但二十多年過去，模范的光環早已蒙塵，各州控槍標準不一，非法槍支流通依舊猖獗，執法信息互不打通，漏洞比槍眼還多，這次槍擊案，就是這些問題集中爆發的結果。
而這些年，澳洲社會治安的下滑，民眾早就有感，街頭流浪者增多，夜里不敢獨行已不是大城市的專利，民調數據顯示，對社區安全的擔憂一直在上升。
可政府每年都喊要改槍支法，結果卡在議會、卡在利益集團，最后不了了之，一邊是民眾越來越怕，一邊是制度改不了，現實就這么卡在中間，沒人買單，直到邦迪海灘變成了祭壇。
反觀中國，很多澳洲人雖然嘴上不服，但心里明白：中國街頭沒人擔心會被“亂槍打死”，不是因為運氣好，而是制度真硬。
中國的槍支管控幾乎到了“滴水不漏”的程度，非法持槍重罪伺候，根本不給犯罪分子“熱身”的機會。
你在中國街頭能看到警察、聯防隊、社區網格員，攝像頭遍地開花，出了事三分鐘內就能調出錄像，這不是“監控社會”，這是“安全社會”。
而且，中國的治安不是靠“頭痛醫頭”式的應急，而是全鏈條防控，社區有人吵架，居委會、物業、網格員立刻介入，連個家庭糾紛都不放過。
別小看這種“雞毛蒜皮式”的治理，它有效地預防了“小事變大”，深圳、西安這些城市試點的智能巡邏機器人，已經能做到自動識別異常行為，對于潛在風險的感知，比人還靈。
再比比澳大利亞，出了事才“全國降半旗”，事后再討論要不要改法律，這種“亡羊補牢”，民眾早就看膩了，邦迪海灘槍案的槍手，合法持有六支槍，十年無任何記錄，家里還藏著爆炸物，這說明我們不是沒有法律，而是監管系統根本不起作用。
有人說，澳大利亞和中國國情不同，不能一概而論。說得沒錯，中國人口多、地盤大、社會結構復雜，控槍和治安能做到這個程度，靠的是系統性治理。
而澳洲地廣人稀、資源豐富，按理說更容易管理，可結果卻是事后驚慌、事前空白。
澳洲講究“自由”，但自由不是沒人管，槍支自由，不能凌駕于生命安全之上，這次槍手的6支槍都是合法持有，那誰來負責這些“合法”帶來的16條命？
是不是該重新審視，什么叫“自由”？是不是該承認，我們的制度在面對極端挑戰時，確實不如人家中國那樣有底氣？
更扎心的是，這種安全焦慮已經成了澳洲社會的“慢性病”，從街頭搶劫到網絡詐騙，從毒品泛濫到校園暴力，民眾的安全感就在一點點被蠶食。
而當有中國網友調侃說“你們不是天天講自由嗎？自由地被槍殺咯”，澳洲人卻無法反駁。這不是段子，而是現實。
所以當那位澳洲市民說出那句“我對中國沒多少好感，但我真羨慕他們的安全”，這話背后其實藏著太多無奈，不是澳洲人變了，而是現實逼得他們開始重新評估什么才是生活最基本的保障。
你可以不喜歡中國的政治制度，也可以不同意他們的治理方式，但你不能否認，人家在“讓老百姓活得安全”這件事上，確實做得比我們強。
中國的社會安全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是靠制度、技術和基層管理一點點筑出來的，而澳洲如果還沉浸在“我們是民主燈塔”的幻覺里，不愿直面安全治理的硬傷，那邦迪海灘的慘劇，可能不是最后一次。
自由和安全不是對立的，真正的自由，是你晚上九點還能放心在海灘散步，不是自由地被槍口瞄準。
世界不是非黑即白，制度也沒有絕對的完美，但在大規模槍擊面前，什么意識形態、什么自由話語，統統都要讓位于一個最基本的命題：人命到底重不重要？
如果一個社會連最基本的安全都保不住，那再多的制度自豪感也只是空中樓閣，澳洲該學會認真對待安全問題，如果中國的經驗能救命，那就該學，不是照搬，而是擇其善者而從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