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證如山，唇槍舌劍：《東京審判》重現世紀法庭的尊嚴之戰

歷史是已經過去的現實，現實卻是正在行走的歷史。

2006年，電影《東京審判》原定于9月1日起在全國公映。

鮮為人知的是由于日本時任首相小泉純一郎于8月15日（日本戰敗無條件投降紀念日）竟然又一次公開參拜靖國神社，引起國際社會眾怒。

電影制片方當機立斷，經連夜請示中宣部和國家廣電總局，領導果斷決定：8月16日將《東京審判》在上海提前公映。

這場史無前例的“接力放映”，在上海拉開序幕，電影票很快就被搶購一空。

當時的全上海只有十三家影院，每天從早九點到晚九點，全天十二小時不間斷地在整點輪流放映，創下了上海有史以來最長的單部電影放映紀錄。

關于這部電影還有哪些幕后故事，今天白羽就跟大家好好聊一聊。

二戰之后，歐洲人在不斷地揭露、控訴納粹法西斯的集中營、焚尸爐的同時，描寫“譴責侵略戰爭”“懲罰戰爭罪犯”的各類文藝作品也都大量問世。美國著名傳記作家約瑟夫.E.珀西科所著的《紐倫堡大審判》一書已被譯成多種文本在全世界暢銷，歷史巨片《紐倫堡審判》也獲得了多項奧斯卡金像獎。

相比之下，遠東國際大審判堪稱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國際審判。但是在當時，在國內外尚無一部全面描寫審判過程的書籍與影視作品，在一些國家和領域之中，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甚至已經被遺忘。

據一項調查發現，日本成年人中竟然有近70%不知道東京審判，對日本軍國主義的狼子野心和侵略暴行全然不知的也大有人在。

更有甚者，1998年東條英機的孫女還投拍過一部竭力美化戰犯的影片《自尊——命運的瞬間》，這部電影公然歪曲歷史事實，描寫東條英機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如何把國際檢察官駁得啞口無言。

盡管歷史已成為過去，但人們卻不能因過去而忘記歷史，因為歷史可以警醒現實。

1985年，作家唐灝在《瞭望》雜志上看到一篇《東京法庭的中國法官》的文章，被里面的歷史所震撼。

隨后，他便開始了對“遠東國際法庭”多年的研究和調查，揭開了這段歷史的真相。終于他在《文史資料》第35期上找到梅汝璈大法官的一篇回憶錄。

唐灝于1986年開始著手撰寫有關梅汝璈的電影劇本，1988年在西影廠《大西北電影》第五期上發表了《中國法官》。當時中國電影界頗有名望的導演吳子牛、滕文騏等都非常看好這個劇本，準備投拍，但最后由于種種原因而擱淺。

1995年唐灝開始動筆，準備創作長篇紀實文學《遠東國際大審判》。就在此時，他遇到了梅汝璈的兒子梅小璈，以及參加過東京審判，當時已經80歲的檢察官倪征燠。

倪征燠回憶：當年他是作為“增援部隊”而去東京的。由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采用的是英美法，重在舉證。

而中國的法官們事前對此準備不足，庭審中較為被動，于是回國搬兵求援。倪檢察官當時剛從歐美考察回國，對于英美法律流程比較熟悉。

在法庭上，倪檢察官雖然沒有充足的第一手證據，但他巧妙的運用了對方的證據作為反證，將戰犯的罪行釘死在恥辱柱上。

倪征燠這位歷史的參與者，毫無保留地為唐灝提供了大量珍貴的歷史資料。

最終，唐灝在北大圖書館中，找到了當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28名日本甲級戰犯的照片和判決書的原本。

這些珍貴的第一手資料，為創作《遠東國際大審判》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該書終于在2003年1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后立即在海內外引起強烈反響。

書籍的成功發售，重新點燃了電影的希望。2003年，唐灝開始創作同名電影文學劇本《遠東國際大審判》，在創作電影劇本時還得到了著名導演謝晉的親自指導。

在幾易其稿之后，他與九江長江影視制作公司簽署合同，被國家廣電總局審批立項、并被列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重點影片，由高群書執導，電影題目也改為更加直接的《東京審判》。

作為一部歷史正劇，《東京審判》在細節上做到了極致。

電影《東京審判》以原子彈的爆炸開頭，震耳欲聾的爆炸聲和直入云霄的“蘑菇云”已然讓人心顫，接著出現破爛的房屋，悲慘受難的民眾，將電影的基調定的嚴肅深沉。

緊接著黑幕上顯出“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下詔書宣布無條件投降”一行字，儼然是紀錄片的拍攝手法，讓人不得不用觀看紀錄片的認真態度來觀賞接下來的內容。

審判中，日本戰犯和辯護團成員都穿著軍靴。東條英機的首席辯護律師所穿的褲子是日本陸軍的軍裝，戰犯中也有幾個是著軍裝的，這無疑是對其軍國主義的推崇，同時也是對人類文明的挑釁。

在整個電影故事編排中，日本人也在為他們的“尊嚴”而蠻橫無理地進行爭辯。

街頭撒酒瘋的日本兵，重復著他們敗給的是美國人，而不是中國人，似乎只有敗給美國人，他們才雖敗尤榮，他們才有“尊嚴”。

在法庭上，以東條英機為代表的戰爭罪犯各自表演的抗辯說詞，也在“爭”。

他們“爭”的，一是為了掩蓋事實，逃避懲罰；二是捍衛其大和民族可怕與可惡的“尊嚴”。

日本戰犯的辯護律師廣漱一郎上場后開口的第一句話就強硬質疑國際法庭的公正性、合法性，對審判法官的資格提出異議等，這些無理辯詞顯示了日本人蠻橫的心理，他們是在為大和民族的利益竭力死爭。

這部影片匯集了眾多的演技派和偶像派明星，并從日本、美國請來資深演員出演戰犯和檢察官，11國法官也來自近10個國家。

曾與高群書合作過《聞一多》的劉松仁飾演中國法官梅汝璈，對于這個角色導演高群書說：“之所以選擇劉松仁，是因為他的外語好，又演過上世紀40年代文人形象，氣質上很契合。

演員英達和曾江分別飾演檢察官倪征燠和向哲浚。

英達發揮他的良好英文功底，在法庭上用英文盤問日本戰犯時慷慨激昂。

因《流星花園》走紅的朱孝天和林熙蕾飾演一對因為戰亂而分別的戀人。

曾志偉在片中飾演一個從中國戰場回家的日本老兵。演員們塑造的栩栩如生的人物使影片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

整部電影在結構上可分為庭審前后、庭審中和庭審外等三條線索。庭審前的彩排，出現了排座次的分歧，庭審后卻又出現了判處死刑的分歧。

在兩次緊張而激烈的分歧中形象地刻畫了梅汝璈堅定果斷、機智沉著、據理力爭的銀幕形象。庭審中刻畫了控方檢察官約瑟夫·季南、倪征燠、向哲浚機智善辯、語言犀利、疾惡如仇、有理有節的電影形象。

與此同時也沒有丑化日本人，東條英機同樣沉著穩重、不露聲色：大川周明的裝瘋賣傻、狡猾多端；松井石根的歪理邪說、振振有詞；辯護律師思維敏捷、咄咄逼人，日本人以其不同的方式，否認事實，否定審判。

庭審并不像辯護律師所說的“是勝利者向失敗者的復仇”，相反，戰敗者倒像勝利者一樣鎮定、自信、強硬，把一切戰爭罪行推卸得一干二凈。

審判的過程更是困難重重，戰犯們在審判臺前仍然不可一世，氣焰囂張，堅決不肯承認自己犯下的罪行。

戰犯們在如山鐵證面前要么一言不發，要么絕口否認罪行。而日方律師不斷狡辯和強詞奪理，企圖洗脫日本戰犯的罪名。

看到所有日本戰犯均不認罪，日本辯護團采用“延宕戰略”不斷制造事端，打擾審判程序。

我們這些半個多世紀后來的觀影者都會氣得拍桌子跳腳，更不用說當時身臨其境的法官、檢察官、記者們會是何等的激憤了。

面對這些，中國方面的檢查組首席顧問倪征燠冷靜機智地一步步設下埋伏，指東打西，將日方戰爭中的罪惡一點點揭發出來，舉證出具體的歷史事實后，不容戰犯辯解，非常堅決地讓戰犯回答“Yes or No”，終于讓他們低下了那顆死不認賬的頭。

卑劣無賴的日本律師，竭盡全力為戰犯們開脫罪行，當看見一位日本陸軍上校出庭指證日本人是戰亂的主謀時，他不相信居然會有日本人出來指證。

他的震驚、不可思議讓他不得不問一句：你是不是日本人？借助類似細節，更能體現人物的真實性、歷史的立體性，更容易地把觀眾帶入《東京審判》的情境中去。

《東京審判》作為再現歷史的嚴肅正劇，整部片子可以說沒有什么趣味情節可言，但不讓觀眾感到乏味，這應歸功于在細節處理上下的功夫。

梅汝璈在等待主審法官關于中國座席的回答時：窗邊的一個背影，很挺拔很清晰，也很安靜很沉重很矛盾；門一響，梅汝璈指間的長長的煙灰掉落地上，鎮定背后的掙扎和憂慮盡在不言中了。

在最后的投票環節，梅汝璈有關死刑的說服，比任何一段審判都要精彩：如果法律不給日本、不給這些戰犯以最嚴厲的懲罰，誰敢保證日本有一天不會再次挑起戰爭？誰敢保證日本不會再侵略別的國家？誰敢保證日本軍國主義的幽靈不會再次復活？

在戰場上打敗敵人并不難，而說服中立態度的人向我們靠攏這才是至高的謀略。

電影《東京審判》的價值，遠不止重現一段歷史。這部電影和書籍的出現，填補了一項重要的歷史空白。

歷史上，這場審判歷時近兩年七個月，出庭作證人達419人次，出示文件證據4000多件，它在告訴世人，東京審判不是勝利者的復仇，而是一場依據國際法，程序正義的文明審判。

這場對28位日本戰犯艱難的審判過程，開庭818次，法庭記錄4.8萬余頁，判決書長達1213頁，它用將日軍軍國主義罪行牢牢地釘在了歷史的卷宗之中。

最終在各國法官和檢察官等國際法律人士經過漫長的努力、權衡后將東條英機等7名日本二戰元兇送上絞刑架。

審判結束后，梅汝璈獨自走出法庭。

他有一段經典的內心獨白：“我不是一個復仇主義者，我無意于把日本軍國主義欠下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的賬上。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

這段話，道出了《東京審判》全部的意義。這部電影的誕生歷程，跟那場歷時兩年的審判一樣，都是一場對抗遺忘的艱苦斗爭。

它不僅僅是一部電影，更是一座用光影鑄就的紀念碑，提醒著每一代人：歷史的真相不容抹殺，人類的正義必須伸張。

那些為了和平與尊嚴抗爭過的人，值得被永遠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