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一刑案受害人被抓，其合作者向檢方陳情，建議“審慎”

撰文| 巫英蛟 劉虎

一份價值4000萬元的《煤炭買賣合同》，最終將一名民營企業家送進了內蒙古鄂爾多斯市東勝區的看守所。

2024年6月4日，四川速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下稱“速明公司”）法定代表人宋長青，因未能如約全部履行與西安一企業的供煤合同，被東勝公安機關以涉嫌“合同詐騙罪”刑事拘留。一個月后，檢察機關作出不予批準逮捕決定，宋長青被取保候審。然而一年后，案件再次出現反轉：2025年7月7日，宋長青被重新批準逮捕，至今仍在羈押中。

鄂爾多斯市公安局東勝分局。圖片來源于東勝公安官網

宋長青的辯護律師劉金濱認為，該案實質系由第三方詐騙引發的合同糾紛：涉案（上游煤炭買賣）合同系偽造，上游一居間人已因合同詐騙被判處無期徒刑。事發后，作為受害方的宋長青根據西安公司的要求簽訂了退款協議及以物抵債協議，償付了少部分款項，用其他合同項下的庫存供應給西安公司至少1200萬元的煤炭，并在合同履行期內繼續尋找到新的煤炭公司供煤，與西安公司達成了一致，但因西安企業中途變卦不再接受供煤，導致合同未能完全履行。從合同簽訂、履行和被第三方欺騙后宋長青的行為看，宋長青并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值得關注的是，案件發生的背景，正是宋長青控制的多家新能源企業在內蒙古大規模推進光伏、算力等項目之時。一名合作方在致有關部門的陳情信中寫道：其對宋長青“為人處世的方式比較了解”，偵查已持續一年半，“仍沒有充分證據證明其涉嫌合同詐騙罪成立”，懇請檢察機關“充分考慮實情”。該合作方強調，若宋長青長期無法脫身，將直接影響項目推進，并可能波及大量參與項目的家庭與債務鏈條，“不知有多少家庭生活無望，負債累累，苦不堪言”。

01

4000萬元煤炭交易暗藏玄機

故事的起點，始于一筆看似普通的煤炭貿易合同。

2022年11月29日，速明公司與內蒙古匯能煤電集團有限公司（下稱“匯能集團”）簽訂了一份煤炭購銷中長期合同。合同約定，速明公司向匯能集團采購煤炭75萬噸，基準價為460元/噸，隨行就市，月度調整。

一個多月后，速明公司又與下游客戶——西安青春宜鼎實業有限公司（下稱“西安公司”）簽署供貨合同，約定由速明公司向西安公司供應10萬噸匯能集團下屬爾林兔煤礦的水洗粉煤，含稅單價為每噸880元。合同簽訂當日及兩天后，西安公司分兩次向速明公司支付了5萬噸粉煤的貨款，合計4000萬元。

雙方約定，交貨期限為買方付款之日起10個自然日內。如未按期交貨，賣方須在違約當日下午18時前退還已收貨款；逾期退款的，按日千分之三承擔違約金。

依照合同，速明公司應于2023年1月16日前完成供煤。然而，履約過程中很快出現變數。2023年1月10日，速明公司先向匯能集團支付600萬元購煤款，但因賬戶信息有誤被退回。隨后，在匯能集團書面確認正確收款賬戶后，速明公司又按合同價格分三次向匯能集團支付了共計1380萬元，對應約3萬噸煤炭。但款項到賬后，匯能集團并未依約發煤。

兩天后，局勢進一步生變。2023年1月12日，速明公司接到一通自稱“匯能集團財務人員”的電話，對方稱，匯能集團并未與速明公司簽訂任何煤炭中長期購銷合同。

速明公司隨即向促成交易的居間人李某核實情況。李某解釋稱，上述電話系競爭對手冒充匯能集團人員所為，意在干擾交易。宋長青采信這一說法，并按照此前約定，向多名居間人支付了共計1700余萬元的居間費用。

此后，供煤遲遲未果。2023年2月20日，西安公司在未收到煤炭的情況下，直接與相關居間人接觸。對方表示，只要再支付100萬元即可安排發煤。西安公司遂繞過速明公司，向居間人支付了該筆款項，但最終仍未收到煤炭。

在多次交涉無果后，西安公司要求速明公司退還貨款，并向鄂爾多斯市公安局東勝區分局報案，稱其在煤炭交易中遭遇詐騙。

02

第一個受害者

事實上，宋長青恰恰是最早的受害者。速明公司此前之所以向匯能集團支付1380萬元煤款，所依據的是雙方簽署于2022年12月的購銷中長期合同。速明公司通過居間人與匯能集團達成了總量為75萬噸的煤炭長期買賣安排。

但事后查明，這份合同并非真實有效文件，而是由最上游居間人劉建軍偽造。鄂爾多斯中院的《刑事判決書》顯示，劉建軍因實施合同詐騙，于2025年2月6日被判處無期徒刑；二審亦維持了原判。

速明公司據此認為，其未能按約向西安公司完全履行供煤義務，根源在于遭遇第三方詐騙，而非主觀上故意不履行合同，其并不具有非法占有對方財產的目的。

在意識到上游供煤存在重大風險后，宋長青隨即啟動補救方案。2023年3月19日，速明公司與內蒙古東江煤炭有限公司（下稱“東江公司”）簽訂新的《煤炭買賣合同》，約定自2023年3月19日至12月31日，由東江公司向速明公司供應煤炭，以繼續履行其與西安公司的既有合同義務。

為推動糾紛實質性解決，宋長青于2023年5月1日前親赴西安，與西安公司就后續履約達成新的口頭安排。按照該方案，速明公司以每噸705元的價格，向西安公司供應10萬噸煤炭。相較原合同中約定的每噸880元價格，速明公司每噸讓利175元，以彌補此前未能按期供煤造成的損失。

按該方案測算，只要西安公司從東江公司拉運完成10萬噸粉煤，其全部損失即可覆蓋，對應補貼金額約為1750萬元。

補救履約隨即展開。2023年5月3日、4日，西安公司通過速明公司向東江公司支付煤款，拉運煤炭約1812噸，總價約128萬元；同時，西安公司亦直接向東江公司付款，拉運煤炭約403噸，總價約28萬元，相關款項均已結清。此外，尚有價值約27萬元的煤款由速明公司墊付。上述煤炭在裝運前，均由西安公司按批次進行質量化驗，合格后方安排車輛提貨。

然而，這一補救方案并未持續推進。西安公司在累計拉走煤炭2215噸約30天后，提出煤炭熱值不達標，并以此為由，單方終止履行上述補充協議。對此，速明公司提出異議，認為若煤炭質量存在問題，應在到貨或使用初期及時反饋，而非在拉運近一個月后再行主張。

速明公司認為，相關煤炭在此期間可能已被轉售或消耗，事后再主張不合格缺乏現實依據。其同時指出，在此前履約過程中，西安公司曾對個別批次煤炭提出熱值異議，東江公司隨即采取補救措施，合同并未因此中斷。因此，速明公司認為，西安公司以熱值不達標為由單方終止補充協議，缺乏充分的合同依據。

在速明公司看來，若上述補充協議得以繼續履行，其在2023年1月4日合同項下的供煤義務即可全部完成，不再存在剩余債務。但實際情況是，西安公司在終止補充協議后，仍持續要求速明公司退款，且主張的金額明顯高于速明公司所認可的實際損失。

即便如此，應西安公司要求，雙方于2024年2月5日簽署了退款協議，于同月22日簽署以物抵債協議及補充退款協議。宋長青2024年2月29日通過上海浦發銀行向西安公司轉賬退款15萬元；3月1日又通過速明公司北京銀行賬戶退款50萬元，繼續履行部分返還義務。

速明公司認為，其被第三方詐騙、履約受阻后，持續采取替代供貨、價格讓利、退款及資產抵償等多重補救措施，沒有非法占有對方財產的故意。

03

經濟糾紛，還是刑事犯罪？

案件進入刑事程序后，其辦理過程持續引發爭議。

2024年6月4日，宋長青被鄂爾多斯市公安局東勝區分局以涉嫌合同詐騙罪刑事拘留。7月11日，東勝區檢察院作出不予批準逮捕決定，宋長青隨即被取保候審。然而，在取保一年即將到期的2025年7月7日，檢察機關重新批準逮捕，宋長青被再次羈押。此后，案件于2025年11月30日再次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

全國先進基層檢察院——東勝區檢察院。劉虎 攝

宋長青的家屬認為，該案存在“以刑事手段介入經濟糾紛”的情形。他們指出，檢察機關在2024年7月作出不予批捕決定，意味著當時證據尚不足以支持刑事羈押；而一年后重新批捕，則是在公安機關持續推動下作出的決定。家屬據此質疑，案件主辦警察與報案方之間可能存在不當利益關聯。

4000萬元煤款去向可能引爭議，但劉金濱律師認為，除1700余萬元為了履約支付給了居間人外，其余款項應急償還了公司其他債務，也在企業經營范圍之內，沒有揮霍或隱匿，也不能證明據宋長青具有非法占為己有而不歸還的目的。

辯護律師還提出，速明公司實際取得涉案款項的地點在四川，宋長青的居住地亦不在鄂爾多斯市東勝區；至于所謂“詐騙行為地”，書面合同能夠證明，速明公司與西安公司簽訂合同的地點在西安市，而非東勝區，涉案資金的取得地同樣位于四川。因此，鄂爾多斯市東勝區警方并不具備本案的法定管轄權。

在證據層面，辯護律師閱卷后還發現：作為指控宋長青涉嫌合同詐騙的核心證據，速明公司與西安公司的煤炭買賣合同，并未被調入案卷；而其他多份與速明公司相關的煤炭買賣合同卻均已入卷。辯護律師認為，在一宗以合同詐騙罪名追訴的案件中，偵查機關完全有時間和條件調取該關鍵合同，但卷宗中卻長期缺失這一核心文件。且從速明公司方面掌握的合同文本看，多項條款對被告人明顯有利。

辯護律師還指出，上游居間人劉建軍，其合同詐騙案同樣由東勝警方偵辦。劉建軍被司法機關認定為欺騙速明公司核心的居間人。根據律師會見宋長青時了解到的情況，宋長青向偵查人員提出，希望提交控告材料，申請將速明公司及其本人列為劉建軍合同詐騙案的被害人，但這一請求未獲接受。

宋長青的父親多次就案件情況向有關部門反映。他稱，有人向他透露，在案件辦理期間，報案方西安公司曾為辦案警察的親屬安排工作，雙方可能存在利益往來。東勝公安分局則稱，開展了內部調查，并作出“反映情況不屬實”的結論。

基于上述情況，宋長青及其辯護人多次申請相關承辦人員回避案件，但均未獲得支持。截至目前，宋長青家屬已就相關問題，多次向內蒙古自治區及鄂爾多斯市政法系統有關部門反映情況，但尚未獲得實質性處理結果。

圍繞案件性質，辦案單位的指控邏輯在于：宋長青并不具備相應的經濟實力，卻與西安公司簽訂大額煤炭買賣合同；在未能履行合同義務、且未能全額退款的情況下，其行為已超出一般經濟糾紛范疇，符合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

辯護人劉金濱則持完全相反的看法，認為本案應認定為一起典型的經濟合同糾紛。他指出，兩公司之間確實存在債務爭議，但無論從資金流向、履約行為，還是事后態度看，均無法認定宋長青或速明公司具有非法占有西安公司財產的主觀目的。涉案煤款并未被揮霍或轉移，而是用于企業正常經營活動。

宋長青未否認債務關系，且持續履行部分合同義務；在確認自身遭遇居間人詐騙后，又主動通過新的渠道尋找替代煤炭供應方，并以降低價格的方式對西安公司進行實質性補貼。其間，雙方還先后簽署多份還款、退款協議及以房抵債協議。即便最終未能全部履行，也與其名下多家公司同期推進多個項目、資金周轉面臨客觀壓力有關。

在辯護律師看來，合同詐騙罪的核心構成要件在于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這一主觀要件不能僅憑合同未完全履行作出推定，而應結合資金用途、實際履約情況以及糾紛發生后的行為軌跡進行綜合判斷。他認為，本案多項事實，與最高法、最高檢發布的多起“排除非法占有目的”的典型案例所確立的裁判規則高度相似。

劉金濱律師總結認為，從合同履行受阻后的行為路徑看，宋長青選擇的是“補救—協商—繼續履行”的經營應對方式，而非“占有—逃避—拒不返還”的詐騙路徑。東勝警方將這一系列經營風險與補救行為直接上升為刑事犯罪，既缺乏充分的事實基礎，也難以獲得穩固的法律支撐。

04

刑案引發大面積維穩壓力

宋長青的家屬告訴筆者，宋始終認為辦案機關會查清事實并撤銷案件。在取保候審期間，其名下公司因履約推進數十個項目，資金周轉壓力疊加，使得速明公司與西安公司之間的款項爭議并未在短期內化解，直至2025年7月再次被逮捕。

宋長青于2021年7月發起設立內蒙古潤輝（科技）集團有限公司（下稱“內蒙古潤輝”），并為該公司實際控制人。該公司作為項目建設單位，發起多個光伏發電項目招標。2023年8月至2025年7月，其與包頭、鄂爾多斯，以及寧夏銀川等地政府部門及有關央企簽訂合同項目共計53個。

按統計，宋長青首次被刑拘前，已簽訂合同價款總額約91.3億元；取保候審后至再次被逮捕前，新簽合同價款約63.8億元，以上累計合同總額約170億元。其中，在內蒙古簽約并實施的項目有11個，外省簽約并實施項目3個，合計14個項目；10億元以上項目共4個。

內蒙古潤輝公司。劉虎攝

家屬稱，刑事措施對項目推進造成了直接沖擊。例如，包頭一處光伏發電站項目于2024年6月15日通過驗收在即，但宋長青被羈押后，某央企原計劃對該項目的收購“流產”，投資方損失隨之擴大。宋長青再次被羈押后，其公司與包頭稀土高新經濟開發區的50億元“智算項目”以及與銀川市興慶區政府的27億元“超級液冷算力中心項目”，亦相繼擱置或告吹。

宋長青家屬稱，2024年至2025年正是公司高速擴張階段，簽約與施工項目密集推進；只要部分項目回款，補償西安公司的損失并非無法完成。但在項目實施關鍵節點及部分光伏項目接近收購回款前夕，刑事強制措施導致其聲譽受損，合作方出于風險考量，轉為觀望，項目因此停滯。有施工方曾就包頭光伏項目未能按時驗收向當地公安機關控告“詐騙”，但包頭公安機關調查后認為無犯罪事實，未予立案。

多位合作方亦向宋長青家屬表達了類似擔憂。一名合作方在材料中描述，其公司拿到項目合同并投入施工后，工程推進順利，但在即將進行第一次驗收時，宋長青被東勝公安羈押37天；其后雖取保，但收購方聽聞宋長青“涉刑案”，驗收與收購進程遲遲無法推進。

2025年7月宋長青再次被羈押后，該合作方稱項目投入“幾乎看不到回收希望”，施工單位承擔的工人工資、材料款、地推費用以及農戶土地租金等多項成本壓力迅速累積，相關經濟糾紛隨之集中爆發。

該合作方表示，若項目長期無法推進，部分施工單位可能面臨資金鏈斷裂，進而引發農民工工資兌付、農戶租金支付等連鎖問題；甚至有農戶以“拆除已建成光伏設施”相威脅，若沖突升級，損失將進一步擴大，并對地方治理形成壓力。

基于上述擔憂，該合作方呼吁有關部門充分評估潛在風險，并希望檢察機關在案件處理上審慎考量。

2025年，內蒙古出臺《民營經濟發展促進條例》，強調依法保護企業和企業家合法權益，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預經濟糾紛。而宋長青案，正被一些法律界人士視為一宗典型樣本：宋長青所控公司正在實施的50多個合同項目因刑事案件擱淺，損失不斷擴大。

事件進展，筆者將繼續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