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生命值得被講述？馬斯克的靈魂拷問撕開傳統媒體種族雙標

馬斯克在X平臺上發問：“但為什么傳統媒體會這樣做？”他指出：“傳統媒體討論兇手種族的可能性，完全取決于兇手的種族。這就是為什么像喬治·弗洛伊德這樣的黑命貴‘烈士’能獲得無盡報道，而像伊琳娜·扎魯茨卡這樣的案件卻被遺忘。偏見顯而易見。”

這是一句直擊要害的“靈魂拷問”。它不僅僅指向個別案件的報道差異，更揭示了美國所謂的那些主流媒體如CNN、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在犯罪新聞處理上的系統性偏見。這種偏見不是偶然的，而是根植于意識形態、市場需求和敘事框架的綜合結果。下面，我們來深入剖析為什么這些傳統媒體會“選擇性報道”兇手的種族，以及背后的深層原因。

案件對比：弗洛伊德與伊琳娜

2020年，黑人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德里克·肖萬跪壓致死。這一事件引發全球抗議，黑命貴運動達到高峰。那些所謂的傳統媒體給予了海量覆蓋：無數頭條、深度報道、專家評論，甚至將弗洛伊德塑造成種族不公的象征。媒體反復強調警察的種族（白人）和受害者的種族（黑人），將事件框定為“系統性種族主義”的證據。這不僅推動了社會討論，還影響了政策（如警察改革）和選舉。

對比之下，2025年8月22日，23歲的烏克蘭難民伊琳娜在北卡羅來納州夏洛特市的輕軌列車上，被34歲的黑人男子布朗從身后無故刺殺三刀，當場死亡。伊琳娜逃離俄羅斯入侵的烏克蘭戰爭，來美國尋求安全，卻在下班回家途中慘遭橫禍。監控視頻清晰顯示了整個過程：黑人男子布朗站起，突然襲擊，完全隨機且殘忍。

這個案件本應引發廣泛關注，它涉及移民安全、公共交通犯罪、精神健康問題和司法寬松政策。黑人男子有多次犯罪記錄，卻多次被保釋。然而，那些所謂的傳統媒體的反應卻異常低調。CNN等主流媒體初期報道有限，甚至有評論員表示：“美國每天都有人被謀殺，每起都是悲劇，為什么偏偏這個要特別關注？”許多左媒避免提及兇手的種族，將焦點轉向“精神疾病”或“軟性犯罪政策”的普遍問題。相比之下，右翼媒體和社交平臺（如X）上，該案迅速發酵，該案被廣泛討論為所謂的主流媒體雙標的典型。

其他類似雙標案例不勝枚舉：

2022年紐約地鐵槍擊案：兇手是黑人，而且是黑人民族主義者，反白人言論眾多，但紐約時報長文報道中完全未提其種族。

2021年沃基肖市圣誕游行汽車沖撞案：黑人兇撞死6人、傷60多人，主媒初期回避種族，將其歸為“車輛事故”。

相反，當兇手是白人時，如2019年德克薩斯州的埃爾帕索市槍擊案，這是白人針對拉丁裔，或2022年紐約州的布法羅市超市槍擊案，這是白人針對黑人，媒體立即突出“白人至上主義”，并與歷史種族不公掛鉤。

為什么一個案件能催化全國“種族覺醒”運動，而另一個卻迅速“冷卻”？馬斯克的答案一針見血：報道取決于兇手的種族。

傳統媒體的報道模式：種族雙標的核心機制

多項獨立研究證實，那些所謂的主流媒體在犯罪報道中存在系統性選擇性：

1. 當兇手是少數族裔（尤其是黑人）時，媒體傾向于回避或淡化種族：

避免直接提及，除非迫不得已；往往將兇手種族推遲到文章后半部分，或完全省略。

將犯罪歸因于“個人因素”如精神疾病、貧困，或“系統問題”如槍支泛濫、司法不公，而非個體責任。

這符合“政治正確”框架：提及黑人兇手種族會被指責“強化負面刻板印象”。

“華盛頓自由燈塔”2022年分析了2019-2021年間近1100篇主流媒體兇殺案報道，發現：白人兇手種族被提及的比例是黑人兇手的4倍，西班牙裔更低。而弗洛伊德事件后，這一差距擴大到7倍。

在伊琳娜案中，許多主流報道初期根本不提兇手的種族，即使現場視頻已經流傳廣泛。Quillette等獨立媒體指出，這是一種“主動遺忘”，以維護特定敘事。

2. 當兇手是白人、受害者是少數族裔時，媒體大力強調種族：

反復突出種族對比，將事件框定為“白人至上主義”或“系統性種族歧視”。

這制造“敘事張力”，易引發辯論、提升流量，并推動反種族主義議程。

弗洛伊德案即典型：媒體將其與奴隸制、吉姆·克勞法等歷史聯系，激發全國抗議。

這種雙標源于多重因素：

意識形態驅動：主流媒體記者多為左派、自由派，自恃進步主義觀點，將“反種族主義”視為道德底線，避免“傷害少數族裔”。

市場考量：強調“白人種族主義”故事易獲流量和訂閱；相反，可能招致“取消文化”和廣告商流失。

敘事一致性：習慣將犯罪歸于“結構性問題”，而非個體責任。

恐懼指控：如果報道事實，如FBI數據顯示，黑人占兇殺案兇手比例較高，約55%，這樣的事實報道易被貼“種族主義”標簽。

更廣的后果：扭曲公眾認知，放大社會分裂

FBI數據顯示，美國大多數暴力犯罪是族內犯罪，即黑人對黑人、白人對白人占比最高，跨種族暴力相對罕見（黑人對白人暴力約占白人受害者的15%）。但媒體選擇性報道扭曲了這一現實：公眾高估了種族犯罪比例，導致種族問題刻板印象強化，同時掩蓋真正問題如精神健康、漏洞百出的司法寬松等。

在伊琳娜案中，媒體低調被視為“保護敘事”，卻忽略了一個無辜難民的生命。該案最終引發立法變革，卻主要靠社交媒體推動。

馬斯克的拷問直指核心：那些所謂的傳統媒體為何不追求真相，而服務特定議程？這種“遺忘”不是中立，而是政治勢力的權力選擇，要看哪些生命更“值得”講述。

結語：尋求真相的道路

社交媒體時代，X等平臺打破了傳統媒體壟斷。伊琳娜案視頻的病毒傳播，迫使更多人關注真相，推動政策變革。這或許是轉折點：讓報道回歸事實，而非意識形態。

馬斯克的問題雖無簡單答案，但傳統媒體的偏見已清晰可見。只有承認并挑戰它，我們才能構建更公平的媒體生態。否則，雙標將繼續制造分裂，讓更多無辜者如伊琳娜被遺忘，社會問題永無解決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