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澳門雨幕中，馬萬祺顫抖敬禮迎駐軍，終結400年殖民史

前言

1999年的那個冬天，對于澳門來說，雨水似乎多了一些，但在所有親歷者的記憶里，那不僅是冰冷的冬雨，更是洗刷百年恥辱的甘露。

在這個歷史的拐點上，有兩個畫面極具張力：一個是外交談判桌上看不見的刀光劍影，葡方笑里藏刀地試圖給未來主權埋雷。

另一個是在瓢潑大雨的澳門街頭，一位白發蒼蒼的老人不顧勸阻，顫抖著抬起右手，向緩緩駛入的綠色車隊敬了一個不再標準但卻無比莊重的軍禮。

這位老人，就是被稱為“愛國儒商”的馬萬祺，正是他在幾年前那個局勢波云詭譎的緊要關頭，用近乎咆哮的緊迫感向北京發出警報，才有了如今這一幕解放軍進駐濠江的畫面。

一張沒有駐軍的談判牌

把時間軸拉回回歸前的七年，那是1992年，距離千禧年回歸只剩一步之遙，中葡談判進入了深水區，也就是在這個節骨眼上，葡萄牙人極其狡猾地拋出了一枚煙霧彈。

他們在談判桌上兩手一攤，擺出一副順理成章的樣子：自從1974年以后，葡萄牙已經在澳門撤走了軍隊，這座城市在沒有駐軍的情況下也“運轉良好”。

按照他們的邏輯，既然中國要恢復行使主權，要搞“一國兩制”，那何必再派兵來驚動市民呢？哪怕中國收回了澳門，這軍隊也別進來了，把營房空著就行。

這套說辭極具迷惑性，當時，談判桌上的中方部分人員甚至有些動搖，心想澳門這彈丸之地，又沒有外敵入侵，治安如果警察能管，是不是為了平穩過渡，真的可以考慮不駐軍？畢竟這聽起來像是一個為了“穩定”而做出的退讓。

這個極度危險的信號，很快傳到了馬萬祺的耳朵里，當時他身兼數職，既是澳門中華總商會的會長，又是全國人大常委，但他此時的反應，不像是一個沉穩的商人，更像是一個被觸動逆鱗的戰士。

“這絕對不行！那是主權的命根子！”

馬萬祺太清楚這里的彎彎繞了，他火速約見了當時代表中央駐澳的新華社澳門分社社長王啟人，一見面，沒有任何寒暄，他語速極快，幾乎是用命令的口吻請求對方立即向中央發電報。

在馬萬祺的腦海里，邏輯清晰如鐵：首先，主權不是掛在墻上的畫，駐軍是國家主權的“肉身”，在自己的國土上連兵營都不能進，那叫什么回歸？

再者，那時的澳門遠不是現在的模樣，黑幫橫行、炸彈恐嚇、街頭火拼幾乎是家常便飯，連普通老百姓出門都要看黃歷，光靠當地警察那點甚至被滲透的警力，怎么可能鎮得住這些魑魅魍魎？

最后，一旦開了這個口子，周邊甚至海外的那些不懷好意的勢力，一定會把無兵把守的澳門當成反華的橋頭堡。

王啟人被這番話震住了，這哪里是三條意見，分明是給談判桌上那些被繞暈的人潑的一盆冷水。

深夜的北京，電報機嘀嗒作響，這封來自澳門的急電直接擺上了副總理錢其琛的案頭，中央高層迅速召開緊急會議，外交部、港澳辦、軍委辦公廳碰頭。

結論沒有任何懸念：在這個原則問題上，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

不久后，幾個字的回電送到了馬萬祺手里：“一定在澳門駐軍，請放心”，這顆定心丸吃下后，隨之啟動的是代號“9920工程”的絕密計劃——一支精銳之師開始在珠海唐家灣悄然集結。

烽火亂世走出的執念

為什么馬萬祺對駐軍問題如此執著？如果你翻開他人生的前半本書，每一頁都寫滿了動蕩和逃亡。

他不是那種生在蜜罐里不知世間疾苦的富二代，盡管他出生在南海縣一個殷實之家，父親還給他取名源自《詩經》的“祺”字，寓意吉祥安泰，但他的前半生，基本就是在被戰火追著跑。

1919年出生的他，還是個中學生時，就遇上了“九一八事變”，那時候他熱血沸騰，跟著學校的宣傳隊沿著鐵路線去佛山、三水搞抗日宣傳。

但熱血擋不住冷酷的戰爭機器，1938年廣州淪陷，日本人的轟炸機把他在廣州苦心經營的“升平”、“永和興”等幾家糧食土產批發行炸得稀巴爛，大火燒光了他早期的心血。

家業沒了可以再賺，他逃到了香港，那是他第一次當難民，他在香港重整旗鼓，甚至還以此為基地暗中支援抗日。

可命運并沒有放過他，1941年冬天，日軍的鐵蹄踏破了香江的寧靜，香港也淪陷了，他又一次不得不拋家舍業，這一回，他逃到了當時作為中立區的澳門。

兩次淪陷，兩次逃亡，半生漂泊，這種切膚之痛讓他比誰都明白，沒有強大的國家力量在背后撐腰，所謂的“生意興隆”、“歲月靜好”不過是建立在沙灘上的城堡，一個浪頭打過來就全沒了。

所以，當1954年他作為港澳代表團副團長受邀去北京參加國慶觀禮時，那種沖擊是靈魂深處的，白天，看著整齊劃一的隊伍走過天安門，晚上，和十多萬同胞在廣場上狂歡、看煙花。

那種久違的安全感，那種被一個強大政權無條件接納的歸屬感，讓他回到澳門后久久不能平靜，他看到了大陸的朝氣，也更痛恨當時澳門在殖民統治下的烏煙瘴氣。

他的愛國不是喊口號，當年他和夫人羅柏心結婚時，雖然也是豪門聯姻，卻把原本可以鋪張浪費的5萬大洋婚宴錢省下來，全數匯給了廣東婦女會去撫養戰時孤兒，自己只辦了一個簡單的茶話會。

甚至在那個混亂的年代，特務在屋外搞爆炸恐嚇，孩子嚇得發抖，很多有錢人都把子女送出國避難，馬萬祺卻把七個兒女全留在身邊，告訴他們：“祖國是家，澳門也是家，哪也不去。”

這樣一個從戰火死人堆里爬出來的商人，太知道“槍桿子里面出政權”不僅僅是一句理論，那是保命的根本。

所以當葡萄牙人提出“不駐軍”時，觸動的不僅是他的政治敏感度，更是他半生流離積累下來的生存本能。

鐵軍入城，洗刷百年屈辱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終于來到了1999年12月20日。

那天，老天爺像是有意在考驗人們的誠意，澳門下起了大雨，這不是毛毛細雨，而是打得人睜不開眼的冷雨。

但在拱北口岸和澳門的街道兩旁，超過十萬市民打著雨傘，哪怕淋濕了半個肩膀，也依然把路邊擠得水泄不通。

這里面，就站著早已步履蹣跚的馬萬祺，家里人勸他在車里等，或者至少在檐下避一避，他不肯，他就那樣站在路邊，雨水順著他滿是皺紋的臉頰流下來，分不清是雨還是淚。

中午12時整，這支經過數月魔鬼訓練的部隊來了，為了適應澳門的情況，這1000名官兵在進駐前不僅練了防暴反恐，甚至每個人都背下了澳門如迷宮般的街道地圖，還學了基礎的葡萄牙語。

他們接到了一道死命令：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不僅要是威武之師，更得是文明之師。

當墨綠色的軍車隊緩緩駛過關閘，海軍艦艇出現在灣仔碼頭，空軍直升機劃破低空的雨幕，海陸空三軍以一種立體推進的姿態宣告著主權的回歸。

就在車隊經過的那一刻，馬萬祺激動得不能自已，他看著這些年輕稚嫩卻目光堅毅的面孔，就像看到了幾十年前那個想去延安抗大卻因交通線被毀而沒去成的自己。

他舉起右手，向這支他拼盡全力才“請”進來的親人部隊敬了一個禮，這一禮，跨越了半個世紀的風雨，連接了一個老人與一個國家的命運。

橫幅在雨中格外鮮艷：“歡迎親人解放軍”，掌聲和歡呼聲蓋過了雨聲，那一刻，所有的政治博弈、所有的談判陷阱都化為烏有，只剩下最純粹的民族情感。

二十五載的默默守護

解放軍進來了，很多人擔心的“軍事管制”并沒有發生，反而是一個奇跡的開始，以前澳門黑社會那種囂張氣焰——白天收保護費、晚上街頭砍人，幾乎是在一夜之間銷聲匿跡。

那不是因為解放軍上街抓賊了，而是這支部隊只要駐扎在那里，就是一種無聲的威懾，這就好比家里有了一根頂梁柱，那些蛇鼠蟲蟻自然就不敢造次。

二十五年來，駐澳部隊交出了一份令人難以置信的答卷：雖然手握鋼槍，但他們實現了“零案件、零事故、零糾紛”。

當年的那些擔憂全部成了多余，相反，市民們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每到植樹節，這些戰士就會出現在荒山上種下新綠，幾千棵樹木成了澳門的新肺葉。

血庫告急時，又是這群穿綠軍裝的人挽起袖子，累計獻出的幾十萬毫升鮮血流淌在澳門同胞的血管里，甚至連各個中學的升旗手，都是解放軍戰士手把手教出來的。

當年的“洪水猛獸”傳言，變成了如今澳門市民口中的“蓮花衛士”，每年軍營開放日，入場券都要靠搶，那是澳門市民最像過節的日子。

就連曾訪問澳門的葡萄牙總統桑帕約，也不得不對這支部隊表現出的極高克制和文明素養豎起大拇指。

2014年5月，那位在雨中敬禮的老人走了，享年95歲。

他這一生，見證了從軍閥混戰到民族復興，從流亡商人到國家領導人，但他留給澳門最寶貴的遺產，或許就是在那個關鍵的1992年，他用敏銳的政治眼光為澳門請來了這尊“守護神”。

為了紀念他，駐澳部隊在軍營里專門開辟了一片蓮花池，取名“萬祺林”，池中種下了95株蓮花，對應著他95歲的波瀾人生。

如今，每當盛夏來臨，這些蓮花在微風中搖曳，仿佛還在訴說著那個關于主權、關于尊嚴、關于回家的故事。

結語

馬萬祺雖然不在了，但他拼盡全力守護的這朵蓮花，在強大祖國的臂彎里，開得比任何時候都要安穩、都要鮮艷。

那些曾經試圖用“不駐軍”來架空主權的算計，早已隨著歷史的塵埃散去，只留下那支靜靜守望的部隊，看著這座城市夜夜燈火輝煌，歲歲平安。

信息來源：

《他是"澳門霍英東"，澳門風云見證人》2019-12-21 03:47·環球網新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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