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誰來審處江青？鄧小平、華國鋒、葉劍英不謀而合拍板一人

1978年12月28日，西安咸陽機場的冷風割臉。剛剛結束在商縣的短暫休整，77歲的彭真踏上北上的專機，他不知道的是，即將等在北京的，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

飛機降落后不到48小時，中央書記處的任命文件便送到他手中：牽頭成立“兩案審判指導委員會”。文件字數不多，卻注定要把全國的目光聚到這位年近耄耋的老干部身上。

時間回撥三個月。9月，在研究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會議上，鄧小平、華國鋒、葉劍英三人不約而同提到一個名字——彭真。三張不同的紙條，卻寫了相同的人選。這種一致，在高層討論中并不常見。

原因何在？一方面需要政治威望，另一方面還得懂法律程序。公開審判意味著每一步都要經得起推敲。鄧小平一句“要鐵案”，幾乎就把備選名單壓到只剩彭真。

彭真本人倒顯得謹慎。他見到華國鋒時開門見山：“離開崗位太久，材料生疏，怕拖工作后腿。”華國鋒擺擺手：“政策你熟，程序你懂，中央心里有數，你就別推了。”不到兩分鐘，對話結束，責任落定。

正式復出前，彭真先做“預熱”——走遍公安部、最高檢、最高法，摸底材料歸檔情況。有人擔心他精力不支，他只是笑笑：“腦子還是能轉的。”短短兩周，六十多冊卷宗被他批注得密密麻麻。

公開審判的思路也在這一階段成形。檢察人員顧慮重重，有人小聲問：“要不要只挑幾條罪名？”彭真抬頭：“證據最硬的挑二三十條，庭上講清楚，老百姓好判斷。”就這樣，起訴書雛形出現。

9月8日，人民大會堂燈火通明。匯報會上，彭真脫稿講了七十分鐘，條理分明。鄧小平一邊聽一邊圈重點，最后合上文件，“就照這個辦。”一句話，公開審判塵埃落定。

籌備進入攻堅階段，最大的障礙不是法律條文，而是證據封存。政治局會議記錄長期存于中南海，外人難覓。辦案組犯難，彭真卻直接寫報告，“請打開檔案，配合取證。”紅墻內首次向辦案人員敞開大門。

10月下旬，特別檢察廳、特別法庭相繼成立。會場布置、旁聽安排、衛星轉播線路，全都按公開原則規劃。有人擔心國際輿論，葉劍英拍板：“事實擺那兒，讓他們看。”

1980年11月20日，法槌落下第一聲，江青身著灰色舊棉襖站在被告席。旁聽席座無虛席，六萬人次走進了法庭，數以億計的聽眾守著收音機。面對長達三小時的訊問，彭真要求“用證據說話，不帶一句口號”。

1981年1月25日，終審宣判。判決書總計三萬余字，卻沒有冗詞。次日，鄧小平會見外賓時說：“歷史翻頁了，我們要往前走。”言辭克制，卻意味深長。

審判結束，彭真旋即投入1982年憲法修改。法律條文加班敲定至深夜，他常自嘲“打鐵進度”。修憲通過那天，他沒發表感想，只在筆記本上寫下五個字：“手續走到底。”對程序的執念，可見一斑。

1988年，彭真主動提出退居二線，保持了領導干部進退有據的原則。四年后南方談話發表，他第一個在內部傳達會上表態支持。

1997年春，彭真突感不適，本想去看望鄧小平卻未能成行。2月19日，鄧小平辭世；5月2日，彭真病逝。兩位并肩十年的老搭檔，相隔72天相繼離去。

江青審判至今已四十余年。當年那份公開起訴書仍被后來的法律院系視作范本。它不僅清晰展示了刑事程序的嚴謹，也標記了政治與法治分寸的一次艱難握手。鄧小平欽點彭真，三位領導人的共識最終在法庭上落地成聲，成為新時期法治建設的關鍵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