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汝璈：東京審判中的中國大法官，據理力爭將日本戰犯送上絞刑架

中國還得爭氣才行啊！我應該警惕！我應該鄭重！惟蹈海而死，以謝國人！

在國家博物館的“復興之路”大型展覽中，有一件引人注目的展品——繡著英文標簽的黑色絲質法袍。

它被整齊地疊放在展柜中，神圣而莊嚴，似乎昭示著法律不可僭越的權威，以及那些關于法律的正義宣言：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正義可能會遲到，但永遠不會缺席。”

這件法袍的主人，正是我國著名法學家梅汝璈。

當年他作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中國法官，就是穿著這件法袍參加東京審判，并以如山的鐵證為利劍，將日本法西斯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接下來，就讓我們一起來了解梅汝璈伸張正義，捍衛民族尊嚴的故事吧。

梅汝璈，字亞軒，1904年11月7日出生在江西省南昌市郊區的朱姑橋梅村。

在上小學期間，梅汝璈讀了很多劍俠小說，做起了俠客夢。

他還一度離家出走，說要去拜峨眉山老道為師，學習武藝，結果剛上路，錢就被偷走，他只好又回到家中。

這事一度成為當地的笑談。

雖然俠客夢不成，但梅汝璈發奮讀書，12歲時就考取了清華學校的留學預備班。

8年后他赴美留學，先學文學，之后在芝加哥大學攻讀法學，最后獲得法學博士學位。

對他來說，這次轉專業是個重大的人生轉折點，從此他以法律為劍，維護公平與正義，實現心中的俠義。

盡管身在異國，但梅汝璈并沒有“兩耳不聞窗外事”，而是密切關注國內的政治動向。

他與同學組織了中山主義研究會，響應國內轟轟烈烈的北伐運動。

等拿到學位后，他又游歷考察了英、法、德、蘇等國后才回國，在山西大學法學院任教。

和清華大學一樣，山西大學的建立也跟“庚子賠款”有關。

1900年庚子年間，清政府在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中戰敗，并于次年簽署《辛丑條約》。

中國被迫向列強賠付大量白銀。

后來其中一部分被退還，用來興辦中國的文化教育，山西大學和清華大學就是用這筆錢興建的。

對此，梅汝璈告誡學生：

“外國人利用中國的‘庚子賠款’建大學，其用意是培養崇外的人。

因此我們必須‘明恥’，恥中國的科技文化不如西方國家，恥我們的大學不如西方的大學，我們要奮發圖強以雪恥。”

他還在日記中寫道：

“中國還得爭氣才行啊！”

在山西大學教書四年后，梅汝璈又受聘到南開大學任教。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梅汝璈隨南開大學一起遷往云南，在西南聯大繼續教書。

雖然時局動蕩，但他一直堅守自己的崗位，不僅幫學生樹立法治精神，還身體力行地教他們做有骨氣、知恥辱的中國人。

等到1945年7月，長達8年的抗日戰爭終于接近尾聲。

美、中、英、蘇聯合簽署了敦促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

公告第十款寫道：

“吾人無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滅其國家，但對于戰爭罪犯，將處以法律之裁判。”

這是對日本戰犯進行審判的法理依據。

1946年2月15日，盟軍正式成立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決定對日本戰犯進行審判，并任命了11名法官人選，梅汝璈作為中國的代表赫然在列。

1946年3月，梅汝璈登上了前往日本的飛機。

臨行前面對記者，他慨然表明心跡：

“審判日本戰犯是人道正義的勝利，我有幸受國人之托，作為莊嚴國際法庭的法官，決勉力依法行事，斷不使那些擾亂世界、殘害中國的戰爭元兇逃脫法網。”

剛到東京，梅汝璈就遇到了好友顧毓琇博士。

顧毓琇贈他一柄寶劍，梅汝璈自嘲道：

“‘紅粉贈佳人，寶劍贈壯士’，可惜我不是壯士！”

顧毓琇答道：

“代表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民和千百萬死難同胞，到侵略國首都來懲罰元兇禍首。

天下之壯烈事，以此為最。”

在當天的日記中梅汝璈寫道：

“戲文中常有‘尚方寶劍，先斬后奏’。

如今系法治時代,必須先審后斬。

否則，我真要先斬他幾個，方雪我心頭之恨。”

作為中國人，他真想化身手執長劍的俠客，來一場痛快淋漓的復仇；

但作為法學家，他必須要嚴守法律精神，先求得程序上的正義，再求得實質上的正義。

然而，這場正義之路走得是如此艱難。

還沒開始，梅汝璈就遇到了一個大問題——11個國家派出的法官的座次問題。

梅汝璈建議按照盟軍受降簽字的次序，即美、中、英、蘇、澳……

但來自澳大利亞的庭長韋伯卻希望英、美法官坐在他左右兩邊，這樣中國就排在了第三位。

梅汝璈堅決反對，甚至以半開玩笑的口氣，軟中帶硬地抨擊道：

“如果諸位不認同我方提出的國際慣例標準，那不如按照各位的體重來決定座位順序。

體重大的人居中，反之在側。

這樣即使我坐在最邊角，也對本國政府有交代，也好再另派體重者來參與審判。”

雙方各持己見，爭論不下。

等到正式開庭那天，庭長韋伯蠻橫地宣布了自己的決定，還用盟軍總部的名號施壓。

面對記者與攝影師，梅汝璈憤而起身，脫下法袍，頭也不回地離席而去。

韋伯三次來到梅汝璈的辦公室，又是勸說又是威脅，梅汝璈始終不為所動。

最終，韋伯只好同意把中方法官排在第二位，且中國國旗排在第一位，梅汝璈這才穿上法袍，落座拍照。

事后他解釋，中國法官的位置問題看似微不足道，但關乎著國家和民族的尊嚴，關乎中國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貢獻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尊重，所以自己必須力爭。

順利開庭只是意味著審判剛剛開始。

但想要把惡貫滿盈的日本戰犯繩之以法，還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梅汝璈不敢有一絲的懈怠，他在日記中激勵自己：

“我今天能高居審判臺上，來懲罰這些元兇巨憝，都是我千百萬同胞的血肉換來的。

我應該警惕！

我應該鄭重！”

這場東京審判自1946年5月3日開始，1948年11月12日結束，歷時兩年半時間。

期間共開庭818次，出庭證人419名，書面證人779名，受理證據在4300件以上，判決書長達1212頁。

光從這些數字，就能看出審判任務之繁重。

1948年4月，這場大規模審判的庭審環節終于結束，走到了量刑環節。

梅汝璈堅持判處甲級戰犯死刑。

按照當時的庭審程序，死刑判決需要半數以上的法官贊成。

但很多法官因為所在國沒有遭受日軍過多的踐踏，不贊成死刑。

庭長韋伯建議參考歐洲流放拿破侖的先例，把日本戰犯流放至無人海島。

印度法官則主張無罪開釋全體戰犯，以寬容之心感化他們。

梅汝璈必須要爭取到11位法官中的六張贊成票，才能判處甲級戰犯死刑。

他心急如焚、寢食難安，恨不得把一天中的二十四小時都拿來與其他法官磋商。

他準備了充分的證據，證明日軍侵華戰爭中如何滅絕人性，其罪行比納粹德國發起的奧斯威辛集中營殘酷百倍。

他還發誓說：

“若不能嚴懲戰犯，決無顏再見江東父老，惟蹈海而死，以謝國人！”

整整七天，梅汝璈輾轉于各國法官之間，口干舌燥，筋疲力盡。

投票表決的時刻到了，他屏住呼吸等待著，一票，兩票，三票，四票，五票，六票！

7名甲級戰犯最終被判處絞刑！

因為當時采用的無記名投票，也沒有錄音，至今沒有人知道具體誰投了贊成票。

法庭審判的最后一個環節是撰寫判決書。

有人主張統一書寫，梅汝璈卻堅決爭取由中國人書寫日本軍國主義侵華罪行的部分，因為“中國人受害最深，最明白自己的痛苦，最有發言權”。

整篇判決書長達90多萬字，而梅汝璈代表中國人書寫的侵華罪行部分長達10萬多字。

事后梅汝璈回憶撰寫判決書的日子：

“我們就像鉆進成千上萬件證據和國際法典的蟲子，每天在里面爬來爬去，生怕遺漏了重要的東西。”

他還用一則典故形容自己當時的狀態：伍子胥過昭關，一夜急白了頭。

短短兩年，烏發見白，還不到50歲的他已是兩鬢斑白。

就在判決公布后，梅汝璈在《朝日新聞》上發表了《告日本人民書》：

“經過這次審判，日本軍界首腦的暴虐行為和虛假宣傳已昭然天下。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最后宣判，清除了中日兩國間善睦相處的這些絆腳石，對于今后中日間和平合作，相信必有貢獻。”

東京審判結束后，梅汝璈并沒有直接回國。

直到新中國成立后，他才通過香港輾轉回來。

周恩來總理在一次大會上介紹他：

“梅汝璈先生為人民辦了件大好事，為國家爭了光，全國人民都應該感謝他。”

之后他致力于外交事業，直到24年后離開人世，享年69歲。

梅汝璈逝世三年后，他的家人遵照其遺囑，將厚達一尺多的東京審判判決書中文原稿，及他在東京大審判時穿過的法袍，捐獻給了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也就是現在的中國國家博物館。

它們記錄了那段坎坷艱難的歲月，警醒著后人：勿忘國恥，吾輩當自強。

梅汝璈曾這樣說：

“我不是復仇主義者，我無意于把日本軍國主義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的賬上。

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

時至今日，這番話仍沒有過時，它已化身為一柄無形之劍，提醒軍國主義分子，正義永不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