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法在對華政策上有基本共識，只不過……

12月13日，德國總理默茨表示，歐洲必須做好“同美國關系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準備。此前9日，他也公開回應美國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發布，稱部分內容“無法接受”。

外有俄烏和平談判加速推進、特朗普政府新戰略猛批歐洲，內部則是經濟增長停滯數年、“極右翼”選擇黨在國內民調中一度躍居第一……上臺半年多的默茨聯合政府面臨國內外種種不確定性與挑戰，具體表現如何？德國政府承諾的經濟與各領域改革政策取得了怎樣的成效？在德國外長打前站后，默茨預計明年年初的訪華之旅會聚焦哪些議題？

在12月13日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活動，“德國藍皮書《德國發展報告（2025）：政治“右轉”背景下的德國》”發布會現場，觀察者網對話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副主任伍慧萍教授，帶來解讀。本文已經對話者審閱。

【整理/觀察者網 郭涵】

觀察者網：德國媒體12月7日的最新民調顯示，默茨總理領導的聯合政府民調創下新低，僅21%受訪者表示滿意。能否請您介紹一下默茨上臺以來支持率一路走低的基本背景和主要因素？

伍慧萍：默茨總理所領導的聯盟黨（基民盟/基社盟），在歷史上長期被視為德國的“全民黨”之一。二戰后，德國主要有兩個全民黨，分別是聯盟黨和社民黨。上世紀70年代，這兩黨在聯邦大選中的得票率加起來能超過90%。但兩大全民黨的影響力下降，尤其是自2000年以來，隨著德國的政黨格局發生變化，政黨碎片化程度加劇，進入聯邦議院的政黨越來越多。

以前，對于聯盟黨來說，得票率超過百分之三十非常正常。但這次大選中該黨得票率僅有28.5%。上臺后，聯盟黨的民調支持率也維持在較低位置，徘徊在24%到28%之間，并時常被其主要競爭對手——右翼民粹乃至極右翼的德國選擇黨——在全國民調中超過。

當地時間2025年12月13日，慕尼黑，德國總理默茨在基社盟黨代會上發表講話。 視覺中國

全民黨政治影響力的變化是觀察德國政治變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風向標。作為二戰后執政時間最長的政黨，聯盟黨的民調時常被選擇黨趕超，說明德國政治和社會發生了深層變化，這背后折射的是民眾對德國當前政治、經濟、外交各方面發展現狀的不滿。主流民眾，尤其是中間階層的選民，不一定完全支持選擇黨的主張，但可能會出于對主流建制派政黨的不滿，轉而通過支持選擇黨來表達抗議。

這也折射出，德國主流建制派政黨需要進一步證明自己的執政能力。默茨政府上臺后，明確將“強大德國”、提振經濟作為執政重點，出臺了不少政策，希望吸引投資，并在外交上發揮影響力和領導力。不過，新政府上臺剛超過半年，到目前為止，成效還不顯著，民調支持率仍有待提高。

觀察者網：近期也有一些針對德國企業的民調，比如77%的受訪企業對德國政府的工作不滿，中型企業中不滿比例高達83%。一些分析指出，默茨上臺之初承諾的“新時代”未能兌現，因為提高債務上限的前提是進行結構性改革和基礎設施投資，但現在卻是養老金方案擴張、財政支出增加，改革沒有按計劃推進。能否講講德國經濟上存在的困難？

伍慧萍：默茨政府在推進其經濟計劃的過程中遭遇各種阻力。首先是執政聯盟內部，聯盟黨與社民黨在一些政策理念上需要協調。默茨政府推進政策時勢必需要關注社民黨的核心訴求。比如，此前聯盟黨內部一些年輕議員反對社民黨提出的養老金改革方案，差一點引發政府危機。因此，執政聯盟內部的分歧會影響經濟改革議題的落地。

其次，德國經濟目前不景氣，未能迅速走出低谷，這一現狀有多方面原因。默茨政府上臺后采取了許多措施，比如推出了“國家現代化”議程，針對德國經濟競爭力下降的趨勢實施改革方案，包括為企業減稅、去監管、更新基礎設施等，希望克服德國經濟中的結構性弊端。德國經濟存在的中長期結構性問題包括：官僚程序冗長復雜，勞動附加成本高，勞動保護嚴格，客觀上限制了競爭力，基礎設施老化等。

同時，德國經濟也存在一些短期的消極影響因素，比如俄烏沖突后原材料和工業電價上漲，拖累了企業成本。默茨政府也采取措施試圖限制工業電價。此外，德國企業的本土投資率普遍偏低，企業更傾向于投資美國（例如受美國《通脹削減法》吸引）或中國。本土勞動力成本高、審批程序繁冗，導致企業在本土投資意愿低。默茨政府在今年7月召開了投資峰會，動員國內外大企業今后三年在德投資6000多億歐元，并配套了其他措施。但這些政策的落地都需要一個過程。

另外，我們也看到德國經濟政策出現了新的動向，即保護主義的抬頭。面對汽車、鋼鐵、化工等傳統制造業的危機，德國將部分原因歸咎于來自亞洲的競爭，在歐盟框架下已經采取了一些保護性措施，比如加征關稅、為鋼鐵進口設置上限并超額加稅等，如今還計劃在基建中優先使用本土鋼鐵。這些防御性措施體現出，德國經濟政策的保護主義色彩上升。

觀察者網：默茨政府是否將國防產業投資作為經濟政策的重要部分？實際推進情況如何？這會對德國經濟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伍慧萍：德國的機械制造能力也體現在軍工領域，其軍工制造能力是比較強的，有著萊茵金屬、迪爾防務等知名軍工企業，德國一直是全球武器出口排行前五的國家。

今年6月，特朗普與默茨在白宮會面

在俄烏沖突的背景下，德國軍工業有了很大發展。上屆朔爾茨政府時期就已設立了1000億歐元的特別國防基金，旨在穩步提高防務投入。默茨政府上臺后，更進一步提出要打造“歐盟最強大的常規軍隊”的目標，這是以前難以想象的提法，顯示德國的安全戰略發生了很大變化，甚至在軍事領域尋求領導力的意愿上升。

但與此同時，出于對美合作和路徑依賴的考慮，為了拉住美國，德國也必須采購相當數量的美國武器，這在一定程度上會牽制對本國軍工的投入。不過，德國外交安全戰略已發生重大變化，不僅滿足了北約2%的防務支出標準，如今默茨政府的目光甚至已經轉向了特朗普提出的更高標準，即達到5%的國防支出占比。這對德國軍工產業發展的確是一個機會，對提振經濟也會起到一定作用。

觀察者網：之前采訪中您也分析過，德、法兩國在追求歐洲“戰略自主”這方面各有各的立場。面對特朗普2.0以及美國新版《國家安全戰略》中對歐洲的批評，未來德法在“戰略自主”的問題上是否會有更多共識？德國的立場是？

伍慧萍：德國仍舊希望在歐洲戰略自主與維持跨大西洋伙伴關系之間尋求一種平衡。上屆朔爾茨政府時期更多強調“做強北約中的歐洲支柱”，核心還是維護跨大西洋框架。但現在，特朗普再次上臺帶來變數，我認為當前德國政府推行的是一種現實的跨大西洋主義。

一方面，由于路徑依賴，德國仍然要盡力拉住美國。例如默茨訪美時，甚至拿出特朗普祖父的德國出生證明來與其拉近距離，但在特朗普的認知里，從不覺得自己與德國有什么身份認同上的共鳴，甚至曾對法國人說過“沒有我們美國，你們現在都得說德語”這樣的話。

另一方面，面對特朗普在外交、經貿政策上帶來的變數，默茨政府也已經為最糟糕的情況做好了心理準備。

至于戰略自主，德國一段時間以來其實也一直在提。我認為德法之間在戰略自主的大方向上是有共識的，只不過德國人會額外強調，要在戰略自主與務實的跨大西洋關系之間尋找平衡。

觀察者網：今年9月，德國選擇黨在西部的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地方選舉中得票大增，其主要支持者群體中包括了當地的技術工人。如何看待選擇黨在北威州得票率大增的影響？

伍慧萍：選擇黨之前的政治成功更多是在德國東部各州，在好幾個州甚至已經躍居第一大黨地位。但在西部，它此前一直不敵主流建制派。然而，從今年2月議會選舉之后的民調看，選擇黨在全國范圍內已成為第二大黨，其全國民調甚至時常反超聯盟黨、排到第一位。

這確實表明，選擇黨的影響力已從東部擴展到德國全國，甚至深入像北威州這樣的傳統工業區（魯爾區），目前民調排在第三位。這里曾是社民黨的傳統票倉，但如今選擇黨也能在北威州獲得大量支持。

這實際上體現了右翼民粹主義在許多歐洲國家的共同特點：它們常常能填補左翼政黨留下的“代表性真空”。選擇黨雖然被界定為右翼民粹乃至極右翼，其核心票倉包括那些受全球化沖擊、感到自身地位受威脅的老中產階層，即右翼保守派選民，但另一個非常重要的支持者來源，便是所謂的“全球化輸家”，即那些在全球化進程中利益受損的群體，這類群體原本可能是左翼黨或社民黨的支持者。

隨著社民黨等中左翼政黨向中間立場靠攏，試圖吸引中間選民，其政策議題在左翼邊緣就留下了“代表性真空”。這個真空被選擇黨抓住了。它會提出一些帶有左翼色彩的社會福利政策訴求，但同時更多聚焦于全球化的弊端：資本外流、本土就業機會流失、外來移民搶奪工作等，從而提出左右混雜的政治綱領。它抓住了“全球化失意者”的社會心理，從而在左翼選民中也獲得了大量支持。這不只是德國的現象，在歐洲乃至美國都有大量類似情況發生。

在今年9月的北威州地方選舉中，德國選擇黨得票翻了三番，由上屆得票率5.1%漲至16.4%，獲得該州第三大黨地位。

觀察者網：德國外長瓦德富爾于12月初訪華，被認為是為默茨總理明年年初訪華“打前站”。能否簡單預測一下雙方可能會談及的合作領域與問題？

伍慧萍：關于默茨總理的訪華，不出意外的話應在明年1月或2月，原本德媒曾披露有可能在今年秋季來華。德國外長瓦德富爾近期訪華也算為默茨總理之行打了前站，中方對他給予了較高規格的接待，包括三位部長加國家副主席接見，明年默茨的訪華，估計中方也會以高規格接待，以體現對中德關系的重視以及中德關系在中歐關系中的獨特價值。

默茨很可能會帶一個高規格的商業代表團隨行，照顧德國企業在華的巨大利益。如果目前這一波斡旋屆時還沒有解決俄烏沖突的話，會談主題也許會涉及俄烏沖突的政治解決，德方一直希望中方利用對俄羅斯的影響力促成和平。經貿議題肯定是重點，德方會提出具體訴求，包括所謂的“產能過剩”、“公平貿易規則”，以及為德企提供更好的營商環境等。德方可能也會談到關鍵原材料（如稀土）的供應鏈韌性與安全，并希望中方能進一步放松相關出口管制，此外也有可能提及貿易順差問題。

觀察者網：也就是說，默茨總理訪華之行的基調，您認為會與馬克龍總統11月訪華有相似之處？

伍慧萍：是的，因為歐盟在對華政策上還是有基本共識的。雖然部分中東歐國家可能與德法的看法不同，但德法兩國在對華認知（即所謂“伙伴、競爭者、制度性對手”）以及對華“去風險”（默茨政府可能更強調“精準去風險”）等策略上，大體是一致的。只不過兩國領導人的外交風格不同：德國人更務實，有問題當面就講；法國人可能更擅長講宏大戰略，表態看起來更積極，但馬克龍回國后就會批評貿易順差問題。

當然，如果要論貿易順差的規模，中國排全球第一，德國就是全球第二。它本身也是貿易保護主義的潛在受害者。包括德國在內，歐洲向來提倡自由公平的國際貿易和全球合作，這種思維應該延續，而不應轉向保護主義。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臺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閱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