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身逝者遺產處置，法律該為“身后事”托底

文/龐晟澤

46歲的上海獨身女子蔣女士走了。沒有直系親屬送終，身后事卻因“遺產怎么用”陷入僵局。遠房表弟吳先生想拿她的錢辦追思會、買塊墓地，卻被“合理范圍待法院認定”的回復擋在原地。

這場看似個案的糾紛，實則撕開了一個日益凸顯的社會命題：當“無人繼承遺產”遇上“逝者體面”的需求，法律的剛性框架如何裝進人文關懷的溫度？

圖源：新聞坊

事件的核心矛盾，繞不開法與情的錯位。根據《民法典》，無人繼承又無人受遺贈的遺產，歸國家所有，民政部門依法接收蔣女士遺產，本是依規行事；但法律沒有說清，這筆錢能不能先用來給逝者辦場像樣的后事。

逝者自己的錢，卻不能用來給自己善后，戳中了大眾樸素的認知：一個人辛苦攢下的財產，生前支撐生活，死后為何連換一份“入土為安”的體面都難？律師坦言“支出標準未制定”，民政部門稱“需法院審理后確定”。這些回應背后，不是部門推諉，而是制度空白下的無奈——當“合理”二字沒有標尺，即便是善意的訴求，也只能在流程里打轉。

有人質疑民政部門“與民爭利”，但細究便知，這種解讀有失公允。正如相關分析指出的，民政部門擔任遺產管理人，更多是“吃力不討好”的職責：既要應訴處理逝者可能的債務，又要妥善保管遺產，避免程序空轉。此次蔣女士的案例屬首次出現，民政部門聯合司法部門制定臨時指引，已顯積極作為。真正的問題不在要不要給，而在怎么給：買多大的墓地算“合理”？追思會支出上限是多少？這些細節的缺失，讓“體面”的訴求懸空，既怕放開標準導致鋪張浪費，又怕卡得太嚴而寒了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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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時代發展，“孤獨死”后的遺產處置將不再是個案。蔣女士的遭遇，也就更具代表性。法律不僅要厘清遺產歸誰，更要明確遺產怎么用。其一，需盡快填補立法空白，明確無主遺產中“喪葬支出”的地位，比如按遺產總額的一定比例設置喪葬預算，既防濫用，也保體面。其二，簡化流程，民政部門可聯合司法部門、殯葬機構出臺指引，對常見的追思會、基礎墓地等支出直接明確標準，無需再走訴訟程序，讓善意不必在等待中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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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個體而言，提前規劃也是必要的提醒。法律人士建議的意定監護、遺贈協議，或許聽起來有些未雨綢繆，但蔣女士的案例證明，這是避免身后事陷入困境的有效方式。逝者可通過協議約定，將財產遺贈給愿意操辦后事的親友，既了卻自己的心愿，也省去后續的糾紛。

但我們不能只把責任推給個體，社會更該搭建好“托底”的制度。比如，設立專門的喪葬保障基金，對無直系親屬、無遺產的逝者提供基本服務；對有遺產的逝者，用清晰的規則讓“錢花在逝者身上”不再是難題。

說到底，蔣女士的身后事爭議，考驗的不只是遺產管理的能力，更是社會對“生命尊嚴”的認知。一個文明的社會，不僅要讓生者有尊嚴，也要讓逝者有體面。

別讓“合理”標準的模糊，成為逝者“體面”的攔路虎，更別讓制度的空白，讓辛勞一生的人連場安心的告別都難擁有。這不僅是對蔣女士的交代，更是對每一個可能面臨相似處境者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