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五弟進京“告狀”，甚至敢與周總理辯論：你們還有副食買

1955年四月初，京漢線上最后一班夜車駛入豐臺站，車窗外的楊柳依稀泛青。那節硬座車廂里，坐著一個頭發花白的農民，他攥著半舊布包，神色卻分外堅定。同行的人都喊他“宋五”，這正是毛澤榮——毛主席同族五弟。這趟遠行，對他而言既是探親，更像一次使命。

列車進站前，毛澤榮心里不停盤算：三哥如今在中南海，自己該先說什么？鞠個躬？還是直接把那些壓在鄉親們心口的難處傾吐？自打國家推行統購統銷后，韶山一帶配給緊張，早晨掰半個紅薯便算一頓，農忙時更覺力不從心。想到這兒，他握緊了布包——袋里除了一兩衣物，還有鄉親們托付的叮囑。

四月中旬的一個午后，毛家兄弟二十多年后重聚豐澤園。書架林立，屋子顯得局促。毛澤榮脫口而出：“這房子不大。”毛主席莞爾，遞煙示意坐下，隨口問：“路上可還順利？”僅此一句寒暄后，氣氛迅速回歸嚴肅。彼時的毛澤榮對白內障尚未痊愈，眼神發澀，卻毫不遮掩焦急。他低聲道：“鄉里口糧緊張，大人一天一斤，小孩三兩，春荒難過。”

毛主席側身聆聽，眉頭蹙起。幾年間，他自認為通過各地報告已掌握大致民情，卻沒料到堂弟的描述如此直白。夜色漸深，燈火微黃，毛主席讓秘書速記，隨后把在京的中央領導召來。劉少奇、周恩來、彭真等人依次落座。堂弟當著眾人再次說明：“田里人要干活，光一斤米怎么夠？城里還能買副食，我們鄉下連菜油都沒幾滴。”短短數句話，鋒芒直指要害。

周總理試圖解釋財政收支與工業基建壓力，話未落音，毛澤榮接茬：“建設我支持，可得讓人有飯吃！”一句“你們還有副食買”出口，連書記員都停了筆。沉默幾秒，周總理不再辯駁，只輕聲說：“情況得再核實。”毛主席示意先散會，把堂弟拉到側室：“你講得對，不查不行。”

翌日，中央工作組赴湖南調查。不久，統購數字下調，補貼政策臨時追加。一紙電文，直接改寫了當年若干省的糧食分配方案。毛澤榮回鄉途中，車上仍是悶熱，但他心里踏實了許多。

回到韶山，鄉親們圍住他問北京見聞，他只說一句：“三哥讓先填飽肚子，再想別的。”消息很快在山坳里傳開，農戶開始領取追加口糧，春耕秧苗也算保住。

時間再往前推二十多年，毛澤榮的身世并不顯赫。1925年毛澤東在韶山組織農運時，經常到東茅塘毛家小屋商議。他口中的“宋五”那時還只是鄉會通訊員，抄著石灰筆寫標語。大革命失敗后，白色恐怖彌漫湘中，毛家親眷四散。毛澤榮輾轉洞庭湖畔，不敢暴露身份。直到抗戰期間國共再度合作，他才悄悄回湘種田，家產早已賣空，只能借住外祖父屋檐。

1949年十月一日，收音機里傳來天安門城樓的洪亮宣告，他抿著冷茶，望著瓦檐滴水。熱淚里既是激動又有惆悵。他寫信報平安，也說到家貧難支。那年冬天，毛主席回信寄來皮衣料和補助款，字數不多，卻讓洞口屋里亮堂了許多。之后每年春節前，都會收到幾百元貼用，可他始終沒接到進京邀請。毛澤連等族中兄弟相繼去北京，他心里生出不平衡，“難道三哥忘了我？”每當夜深，他就在油燈下反復把三哥來信讀一遍，又小心收好。

1953年春天，他忍不住第二次開口，信件托人北上。毛主席考慮堂弟眼疾，回信勸他暫緩行程。兩年后，見眼疾穩定，又讓表侄文九明護送入京，并墊付路費。這才有了開篇那趟火車，也埋下“告狀”伏筆。

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榮在北京逗留期間，毛主席讓裁縫為他量身做了棉衣呢大衣，還硬塞下一箱酒，“帶回去招待親友。”毛澤榮不會喝酒，拗不過，抱箱子上了車。春節前夕，他把酒分給左鄰右舍，鄉親們說：“宋五這趟沒白去，幫咱們提了真話。”

1960年代初，毛澤榮又寫信提到農村口糧配給和田賦征收。毛主席依舊批閱，但因全國局勢復雜，并非所有意見都能立即兌現。即便如此，只要他提出，中央都會派人核查。這種特殊的“民間回路”，在湖南鄉里流傳已久——“宋五一開口，北京就重視”。

1972年冬，他最后一次進京。彼時毛主席身體狀況已大不如前，仍抽空與堂弟促膝。毛澤榮沒再談政策，只勸三哥保重。臨別時，兩人相對無言，室外北風裹雪，屋內鐘表滴答。四年后，廣播里傳來噩耗，毛澤榮跪倒院中，說不出話。

1977年夏，他隨省代表團北上瞻仰遺容。水晶棺端立，他久久未起。回鄉后，他再未提及進京往事，只在自家屋檐釘了一塊小木牌，寫著“豐澤園舊事”。1986年正月，他在故里病逝，終年八十九。

毛澤榮生前多次自嘲：“我不過是個放牛娃。”然而正是這位放牛娃，把最基層的聲音直接帶到中央，改變了上億人的餐桌分量。粗布衣衫與豐澤園書香隔著天壤，卻因為血脈、誠意與膽識，形成一道罕見的溝通通道。歷史細節并不會淡去，它們藏在每一粒被追加下來的米谷里，實在，也沉甸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