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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了幾次換打印機,結果都是將就用吧。” 修訂后的《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實施以來,這樣的基層吐槽不是個例。強制雙面打印導致設備故障頻發、老舊辦公設備久拖不換、干部合理福利被變相壓減、便民服務支出縮水等現象,在多地以 “過緊日子” 的名義上演。人民日報近日發文直指癥結:這種只重 “賬面節約” 的教條式做法,實則以犧牲工作效率和干部積極性為代價,嚴重違背了政策初衷。
在財政收支矛盾依然突出的背景下,黨政機關帶頭過 “緊日子” 已成共識,但 “緊” 的邊界在哪里?“省” 的尺度如何把握?人民日報專門強調 “合理待遇” 的背后,藏著對財政資源優化配置、基層治理效能提升與干部隊伍穩定的多重考量,更折射出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 “節用裕民” 的深層邏輯。
一、政策初衷的回歸:“緊日子” 緊的是浪費,而非正當權益
修訂后的《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開宗明義,明確厲行節約的核心是 “反對浪費”,而非否定合理支出。條例第四條明確規定,厲行節約應當 “保證正常公務活動”“騰出更多資金用于發展所需、民生所盼”,這一定位清晰劃分了 “該省” 與 “該保” 的邊界 ——“緊” 的是 “三公” 經費、形象工程等鋪張浪費性支出,“保” 的是公務運行必需、干部合理待遇與民生服務保障。
但在基層執行中,部分單位陷入 “唯節約論” 的誤區,將 “過緊日子” 簡單等同于 “削減支出”。某基層單位強制所有文件雙面打印,老舊打印機因頻繁手動翻頁故障頻發,反而造成大量紙張廢棄與時間損耗;更有地方借 “節約” 之名,壓減干部法定津貼補貼、改革性補貼等合理待遇,甚至削減政務大廳便民設施維護、基層公共服務等必要支出。這種 “一刀切” 的做法,與條例 “提質增效”“實事求是” 的原則背道而馳。
從制度設計來看,干部合理待遇的保障不是福利恩賜,而是權責對等的制度安排。根據《違規發放津貼補貼行為處分規定》,公務員薪酬體系由基本工資、國家統一規定津貼補貼、規范津貼補貼和改革性補貼構成,這些待遇是保障干部正常履職、穩定隊伍的基礎。過度削減合理待遇,不僅違反收入分配制度的公平性,更會打擊干部干事創業的積極性,最終導致 “省了小錢、誤了大事”。
二、財政效能的考量:“有效節約” 比 “賬面節約” 更重要
財經治理的核心是資源的最優配置,過 “緊日子” 的本質是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能,而非單純追求支出規模縮減。人民日報強調 “合理待遇”,正是基于財政效能最大化的深層考量 —— 將資金從浪費性支出轉向戰略性投入,既守住節約底線,又保障發展活力。
教條式節約的隱性成本往往被忽視。老舊辦公設備久拖不換,看似節省了購置資金,卻因運行效率低下導致行政成本上升;壓減干部培訓、調研等必要支出,可能造成政策執行偏差與決策失誤;削減便民服務支出,則直接影響政務服務質量,增加群眾辦事成本。這些 “隱性浪費” 對治理效能的損害,遠超過短期的 “賬面結余”。某調研數據顯示,基層單位因設備老化導致的工作延誤,平均增加 30% 以上的行政時間成本,反而降低了財政資金的整體效益。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智慧公車管理、資產共享等創新做法,彰顯了 “有效節約” 的治理智慧。部分地區通過公車 “一張網” 實現集約調度,推行 “公務拼車” 模式,既減少了公車保有量,又保障了公務出行需求;有的地方建立國有資產共享平臺,將閑置辦公設備、會議場地跨部門調劑使用,每年節省財政資金超千萬元。這些實踐證明,過 “緊日子” 的關鍵的是優化管理機制,而非壓縮合理需求 —— 通過提高資源使用效率實現的節約,才是可持續、有質量的節約。
從財政可持續性來看,保障合理待遇與必要支出,是防范治理風險的重要舉措。干部隊伍的穩定性直接關系政策執行的連續性,合理待遇的保障能降低人才流失風險,減少因隊伍動蕩產生的重置成本;而便民服務、公共治理等領域的必要投入,是維護社會穩定、培育發展環境的基礎性支出,其長期收益遠高于短期支出成本。這種 “短期節流、長期開源” 的財政邏輯,正是人民日報強調 “合理待遇” 的題中應有之義。
三、基層治理的升級:在 “節約” 與 “效能” 間找到平衡點
過 “緊日子” 能否實現預期目標,關鍵在于基層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人民日報對 “合理待遇” 的強調,本質上是呼吁基層治理從 “粗放式節約” 轉向 “精細化治理”,在節約與效能、約束與激勵之間找到動態平衡。
這種平衡首先體現在政策執行的精準性上。條例明確要求 “從實際出發安排公務活動”,這意味著節約措施必須兼顧實際需求與執行成本。例如,雙面打印本是節約舉措,但在設備不支持的情況下強制推行,反而造成資源浪費;壓縮非必要會議、精簡重復報表,才是真正降低行政成本的有效路徑。基層治理需要摒棄 “唯數字論” 的政績觀,建立以效能為核心的考核體系 —— 既看資金節約率,更看服務質量、工作效率與群眾滿意度。
其次,平衡體現在激勵與約束的協同性上。過 “緊日子” 與為基層減負、激勵干部擔當是有機統一的。條例要求 “堅決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而過度削減合理待遇、增加不必要的節約考核,本質上是新的形式主義。真正的治理優化,應當是 “減負擔不減責任、降成本不降效能、節開支不節保障”:減少的是文山會海、重復檢查等無效負擔,保留的是干部履職必需的待遇保障;壓縮的是鋪張浪費、低效投入,增加的是民生服務、能力建設等有效支出。正如網友所言:“省紙不能省心,減負不能減薪”,這種樸素的表達,道出了基層治理的本質要求。
最后,平衡需要制度保障的系統性。要避免 “矯枉過正”,必須建立清晰的支出邊界清單,明確哪些支出必須嚴控、哪些待遇必須保障、哪些領域可以創新。一方面,要強化預算剛性約束,嚴格控制 “三公” 經費、樓堂館所建設等浪費性支出,將節約下來的資金向民生領域、基層一線傾斜;另一方面,要完善合理待遇保障機制,根據經濟發展水平動態調整津貼補貼標準,確保干部待遇與履職責任相匹配。同時,應建立節約型機關建設的容錯糾錯機制,鼓勵基層探索創新節約模式,避免 “不敢花錢、不會花錢” 的新問題。
結語:以 “節用裕民” 書寫治理新篇
人民日報對 “合理待遇” 的強調,為過 “緊日子” 劃定了清晰的價值坐標:節約不是目的,而是優化治理的手段;過 “緊日子” 的最終目標,是讓群眾過上 “好日子”。在財政資源有限的背景下,黨政機關帶頭節約,體現的是責任與擔當;而保障合理待遇、優化支出結構,彰顯的是治理智慧與長遠眼光。
從 “賬面節約” 到 “效能節約”,從 “一刀切壓縮” 到 “精準化配置”,基層治理的升級之路,正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生動縮影。當智慧管理取代教條主義,當合理保障激發干事活力,過 “緊日子” 才能真正實現 “節用而不匱,裕民而有道”,為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注入持久動力。這不僅是對《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的準確踐行,更是以財經治理效能提升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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