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年底的時候,東京正下著寒冷的雨。寒冷的雨在敲打著日本外國特派員協會的玻璃窗。資深記者上丸洋一正在調整話筒,他的指尖碰到了一份復印件。那是 1982 年《朝日新聞》合訂本的復印件,是他剛剛進入行業的時候參與編纂的南京大屠殺專題報道的底稿。臺下相機在閃爍,這位頭發已經變白的媒體人突然提高了聲調說,就算歷史是令人覺得羞恥的,也不可以用謊言來掩蓋血跡。他用四十年的新聞生涯來起誓,南京城下的三十萬亡魂,到現在還在等待著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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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回來,真相的傳播是一場慘烈的拉鋸戰。在1937年12月18日,《紐約時報》記者德丁發表首篇報道的時候,日軍已經扣押了三批外國記者的膠片。但是總會有一些人能夠突破封鎖。美國牧師約翰·馬吉把16毫米的攝影機藏在了醫藥箱的夾層之中。德國商人拉貝的日記本被裹在了防潮毯里面。就連日本士兵西條榮策的戰地日記也因為被塞在飯盒當中而僥幸得以留存。這些散落的碎片后來在東京審判庭上拼湊出了完整的罪證:松井石根聲稱自己并不知情,諾蘭檢察官當場出示了他的指揮部所收到的217份暴行電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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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右翼存在否認的策略,他們認為可以賭見證者越來越少、檔案損壞、記憶淡化。但是他們低估了跨代傳承的韌性。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夏淑琴的外孫女成為了紀念館的講解員。日本學者笠原十九司的學生們還在繼續編纂《南京事件爭論史》。就連當年實施屠殺的日軍第十三師團士兵的后代,也將祖輩的日記捐贈給了紀念館。這種不斷的證據鏈,如同長江水即使曾經被鮮血染紅過,最終也會將真相沖刷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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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新發現了村田芳夫家的信件。信件里面日軍士兵用“真痛快”來描述屠殺的情況。四個月之后他死在了中國。他那輕佻的筆跡成為了國家犯罪的證據。這正好符合南京民間的一句老話:蒼天記錄冊沒有一個字有遺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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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在東京神保町古書街,還能夠找到1971年本多勝一撰寫的《中國之旅》。書頁呈現出泛黃的狀態,其中包含著他采訪南京幸存者的手稿。在第38頁有一句被鉛筆劃掉的旁注:要是日本人都看到這些內容,戰爭罪法庭就應該設置在東京。這句沒有發表的感慨,或許就是半個世紀后上丸洋一們持續進行斗爭的情形。宿命的真相不會因為沉默就失去其效力,它只會在等待的過程中積聚起更為驚人的爆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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