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在安理會激烈爭吵，日本代表不許中方還口，還對聯合國提要求

2025年12月15日，聯合國安理會的圓形會議廳內，本該是一場關于“國際和平與總體安全保障”的常規討論，卻因日本代表的一次粗暴打斷，演變成了一場關于二戰秩序與未來格局的法理大博弈。

當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傅聰的聲音在會場響起，直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那句“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荒謬本質時，坐在對面的日本常駐聯合國代表山崎和之，做出了一個令全場外交官側目的舉動——他試圖打斷中方發言，甚至在隨后的回應中，反客為主地向聯合國提出了“入常”的要求。

這一幕，極具諷刺意味。

一個至今未能徹底清算侵略歷史的戰敗國，在安理會公然阻撓戰勝國維護戰后秩序的發言，轉頭卻要求獲得在這個秩序中最高的裁決權。

這不僅是外交禮儀的崩壞，更是日本戰后長期壓抑的政治野心在2025年歲末的一次總爆發。

中方代表孫磊隨后補充的發言更是字字珠璣，他們引用的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聯大2758號決議。

中方明確指出，高市早苗的言論不僅是對中國主權的嚴重挑釁，更是在試圖為日本軍國主義招魂，是在公然挑戰二戰后的國際法理。

就在中方提及《聯合國憲章》中關于“敵國條款”的相關內容，警告日本若不履行戰敗國義務，中方有權依據條款采取行動時，山崎和之坐不住了。

他舉手示意，試圖以“程序問題”為由打斷中方，聲稱中方的指控“與會議主題無關”，指責這些言論“不恰當”。

這種在安理會極少見的無禮舉動，恰恰暴露了日方內心的極度恐慌。

隨后的第二輪發言中，雙方都申請了加時。

山崎和之不再掩飾，他索性撕破臉皮，指責安理會“缺乏公正性”，聲稱現有的安理會架構無法保障世界秩序，進而圖窮匕見地呼吁改革安理會，意圖為日本爭取那個夢寐以求的常任理事國席位。

他的邏輯荒謬至極：因為我不喜歡你們批評我，所以我要成為你們的領導者。

對此，傅聰大使沒有給對方留任何情面，再次敦促高市早苗撤回錯誤言論，并一針見血地指出：一個連歷史罪責都不敢面對的國家，根本沒有資格談論安理會改革，更沒有資格染指常任理事國的席位。

如果我們把視線拉回東京，會發現日本在安理會的狡辯，其實是其國內政治經濟全面困局的外溢。

2025年的日本，通脹率已經飆升至3%，物價飛漲讓普通民眾苦不堪言。

在這樣的民生困境下，高市早苗政府不僅沒有選擇減稅或發放補貼來紓解民困，反而批準了高達11萬億日元的防衛預算。

這個數字，意味著日本提前兩年完成了原定于2027年達標的擴軍計劃。

這正是高市早苗政府的算盤。

他們在安理會上的強硬，在國內政策上的激進，本質上都是為了同一個戰略目標：擺脫“戰后體制”，成為所謂的“正常國家”。

為了這個目標，他們需要制造外部危機感，于是“臺灣有事”成了最好的借口。

巖崎茂等前自衛隊高官在幕后推波助瀾，試圖構建一條實質性的對臺軍援路線。

日本政府以為，只要抱緊美國的大腿，只要在臺海問題上表現得足夠激進，就能換來美國的獎賞，就能在安理會謀得一席之地，從而徹底洗刷戰敗國的身份。

這種如意算盤，在邏輯上是自洽的，但在現實中卻是致命的。

面對日本在安理會的挑釁和在臺海問題上的越線，中方的反擊早已超越了口頭抗議的范疇。

解放軍遼寧艦編隊在西太平洋展開的高強度演訓，直接切斷了日本某些勢力妄圖干涉臺海的幻想路徑。

中俄聯合轟炸機編隊逼近日本領空巡航，展示了強大的戰略威懾力。

而在釣魚島附近海域，中國海警對闖界日本漁船的抓扣行動，更是用實際行動告訴日方：在領土主權問題上，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余地。

備受日本民眾喜愛的兩只大熊貓“曉曉”和“蕾蕾”，已確定將于2026年1月送回中國。

這看似只是動物園的租借合約到期，但在當前的政治氣候下，其信號意義不言而喻。

熊貓的離去，將會讓上野動物園的游客銳減，重創周邊的商業和旅游業。

這也等于在提醒日本普通民眾，中日關系的惡化不僅僅是政客嘴里的口號，而是會實實在在影響到他們生活的方方面面。

現在的局面對于日本來說，極其難受。

在戰略上，日本原本想把臺灣問題變成遏制中國的抓手，結果卻發現自己成了中國多維反制的靶子。

安理會上的那場爭吵，不過是冰山一角。

高市早苗政府試圖用激進的民族主義來掩蓋國內治理的無能，試圖用依附霸權來挑戰戰后秩序，這注定是一場沒有勝算的冒險。

當山崎和之在聯合國大廳里氣急敗壞地打斷中方發言時，他可能沒有意識到，這種虛弱的咆哮，恰恰證明了日本在法理與道義上的雙重破產。

對于日本而言，如果不從根本上反省歷史，不停止在臺海問題上的玩火行為，無論投入多少，無論在安理會上如何聲嘶力竭，最終換來的，只能是更加深重的孤立與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