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居者離世后 身后事該由誰做主？

看到一條新聞，有點難受。

據自媒體報道，2025年10月，一位46歲的上海女性蔣女士突發腦梗昏迷。父母早逝，未婚無子，身邊沒有配偶、子女、兄弟姐妹——法律意義上的“近親屬”，一個都沒有。

同事發現后緊急送醫。可到了醫院，沒人能簽手術同意書。

最后，是一位一年只見一次面的遠房表親吳先生，硬著頭皮簽字，還墊付了醫藥費，才讓她進了手術室。

術后她在三甲醫院（網傳為新華醫院）尚未清醒、病情未穩的情況下，被轉至嘉定南翔一家民營康復醫院。

幾天后，病情急轉直下，12月14日不幸離世。

更令人心寒的是她賬戶里有存款，也買了重疾險，但因為沒有法定監護人，錢取不出來，保險也賠不了。

去世后，遺產依法由民政局接管。

親友想用她自己的錢，給她買塊墓地、辦個簡單的追思會，卻被婉拒，對方只說：“國家最多安排海葬。”

很多人問：

誰決定把她從三甲醫院轉走的？她當時根本說不出話，這合規嗎？

人活著時，自己的錢救不了自己；人走了，連一塊安息之地都“不配”擁有？

如果有一天我也孤身一人，病了誰替我簽字？死了誰送我最后一程？

這是千萬獨居者的未來縮影。

轉院之謎：誰在替她做決定？

根據《民法典》第31條，當一個人喪失民事行為能力又沒有監護人時，居委會、民政部門或法院應當依法為其指定臨時監護人。

但在蔣女士的案例中，這個程序似乎從未啟動。

更關鍵的是：吳先生只是遠房表親，既不是法律定義的“近親屬”（《民法典》第1045條），也未經任何部門正式指定為監護人。

那醫院憑什么轉院？

按照《醫療機構管理條例實施細則》，轉院必須基于患者病情穩定，并征得患者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同意。

而腦梗術后意識未清、生命體征不穩的患者，很可能不具備轉院醫學指征。

如果醫院僅因“床位緊張”或“進入康復階段”就將她轉出，卻未確保接收機構具備處理重癥后遺癥的能力（比如24小時醫護、急救設備），那這次轉院，究竟是專業安排，還是變相推責？

錢是她的，為什么不能用？

她不是靠救濟活著的人。她的存款是自己掙的，保險是自己買的。

可就因為“沒有親人”，這筆錢在她最需要時動不了，死后也用不上。

其實法律早有答案。

《民法典》第1147條明確規定，遺產管理人（如民政局）的職責包括“處理被繼承人的債權債務”。

而喪葬費用屬于必要支出，應優先從遺產中支付（參見《民法典》第1159條）。

換句話說：用她自己的錢，買一塊普通墓地，完全合法、合情、合理。

但現實中，基層部門常以“沒有操作細則”“怕審計追責”為由，選擇最省事的方式——拒絕一切支出，統一安排海葬。

這不是依法辦事，這是用“不作為”代替“擔當”。

法律應該是有溫度的，而執行卻冷冰冰。

中國有超9200萬獨居成年人（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家庭發展報告》）。

在上海，官方數據顯示，60歲以上戶籍老人中，完全獨居者約占5.5%，若包括僅與配偶同住、無子女照料的老人，這一比例接近20%（上海市民政局，2023）。

越來越多的人選擇不婚、晚婚、丁克，或因意外失去所有親人。

當家庭不再是安全網，社會制度就必須成為最后的防線。

我們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機制：

能否建立緊急醫療代理制度，允許信任的朋友、同事在危急時代為簽字？

能否出臺無近親屬者遺產用于喪葬的操作指引，讓尊嚴不因孤獨而打折？

能否推動社區+民政+法院聯動的臨時監護快速通道，不讓一個人在病床上“被放棄”？

蔣女士走了，如果她的故事只能換來幾聲嘆息，那下一個“蔣女士”還會出現。

今天我們追問轉院是否合規、墓地能否自購、監護如何落地，不是要指責某個工作人員，而是希望制度能看見那些“沒有聲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