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后期的一場大敗退,至今仍讓很多人深感痛惜。1944年4月到12月,日軍為打通大陸交通線、摧毀中美空軍基地,拼湊了51萬兵力發動“一號作戰”,而正面戰場的國民黨軍隊雖有百萬之眾,卻在8個月里丟失146座城市、20多萬平方公里國土,6000多萬同胞淪為難民,其中豫中會戰更是創下37天丟失38城的慘痛記錄,這場潰敗也被蔣介石稱為“革命軍有史以來最痛心、最恥辱的一件事”。
很多人疑惑,八路軍當時為何沒有直接出兵馳援?其實并非不愿支援,而是當時的處境根本不允許盲目馳援。先看正面戰場,駐守河南的第一戰區有40萬部隊(其中湯恩伯部30萬),面對的日軍華北方面軍僅15萬人,可潰敗來得猝不及防。湯恩伯部的士兵大多餓著肚子打仗,軍餉發放不及時、保障嚴重不足,一個月的收入連一斤米都買不起,武器彈藥也極度短缺。有些士兵實在撐不下去,竟跑到民間奪糧,1942到1943年河南本就遭遇水旱蝗災,百姓生活更是雪上加霜,便將“水旱蝗湯”并稱,對這支部隊極為不滿,甚至有五萬國軍士兵被百姓繳了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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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整體戰局不利,仍有不少將士堅守到底。許昌保衛戰中,新編第29師師長呂公良率領3000多名官兵死守9天,最終全師只剩500余人突圍,其余全部壯烈殉國,呂公良本人也在突圍時中彈犧牲;洛陽保衛戰里,第15軍和第94師共1.8萬將士孤軍奮戰16到21天,無援兵無補給,斃傷日軍2萬余人,最后僅2500余人成功突圍。這些士兵并非不愿作戰,而是受戰略部署失當、補給匱乏等因素影響,再加上長期的防御準備不足,導致部隊戰斗力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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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八路軍這邊,當時的主要戰場在華北敵后,早已被日軍的“囚籠政策”圍得水泄不通。岡村寧次在華北修建了1500個據點、萬余里公路,還有長達五百公里的封鎖溝,把根據地分割成“格子網”,持續實施“鐵壁合圍”“梳篦清剿”。八路軍的裝備簡陋到極點,平均每人不足5發子彈,重武器幾乎沒有,1944年全軍僅裝備各類步槍28萬支,被日軍蔑稱為“土八路”。彼時晉察冀、太行等根據地還在遭受日軍頻繁掃蕩,八路軍必須先保住根據地、保護老百姓,根本抽不出大部隊遠距離馳援豫桂湘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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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八路軍并未停止抗日行動,始終以自身方式抗擊日軍。日軍進攻豫中時,中共中央立即下令向河南敵后進軍,游擊隊夜襲日軍補給線,在登封解救了修建機場的民工,在鞏縣黑石關殲滅了大批日偽軍。1944年一年里,八路軍在敵后戰場作戰2萬余次,斃傷日偽軍22萬余人,俘虜6萬余人,還爭取了近3萬偽軍反正,攻克20余座縣城、2500多個據點,收復10萬余平方公里國土,1700多萬百姓重獲解放。其中山東戰場兩個月內就殲滅5.4萬偽軍,收復9座縣城和1200多個據點;晉察冀軍區更是直接攻入保定西關和天津市區,殲滅日偽軍4.5萬人,解放了近萬個村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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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敵后行動看似沒有直接支援正面戰場,卻狠狠掐住了日軍的后勤命脈。正太鐵路東段被破壞得難以通行,日軍前線部隊補給跟不上,進攻節奏被迫放緩。岡村寧次后來回憶,當時最頭疼的就是后方交通線被八路軍持續襲擾,焦慮不已。同年11月9日,八路軍第359旅組成約5000人的南下支隊,在王震、王首道率領下從延安出發,橫跨華北、華中、華南,一路轉戰至廣東,進一步擴大了敵后抗日根據地,這其實也是對正面戰場的間接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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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關鍵的是,國共兩黨的軍事體系不同,指揮權互不統屬。之前平型關戰役時,本該負責堵截的國民黨軍隊未能按計劃實施配合,導致八路軍115師未能擴大戰果、付出了額外代價;皖南事變中,國民黨軍隊更是對奉命北移的新四軍發動伏擊,制造了反共摩擦。在這種情況下,八路軍若是盲目抽調根據地兵力去支援,一旦根據地失守,不僅自身難以立足,還會讓整個敵后抗戰局勢崩盤,反而損害全民族的抗戰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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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場大潰敗是多種因素疊加的結果,戰略失誤、指揮失當、后勤管理混亂,每一條都直擊要害。而八路軍在敵后戰場的堅守和出擊,絕非所謂“游而不擊”,而是在極端艱難的條件下,用游擊戰牽制了大量日軍兵力。歷史從來不是非黑即白,不能簡單用“支援與否”來片面評判。那些在正面戰場殉國的呂公良、王劍岳等將士,那些在敵后戰場犧牲的八路軍戰士,他們都是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存續在浴血奮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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