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思玉回憶錄，85，美制蔣軍P-2V型偵察機被我高射炮擊落

擊落蔣軍偵察機

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后，美國不甘心失敗，繼續對我國進行戰爭壓迫和威脅。

在美國支持下，國民黨臺灣當局也不斷派飛機、軍艦，從空中和海上對我進行偵察和挑釁，不斷在臺灣海峽制造緊張局勢。

自1959年開始，我國連續幾年遭受嚴重的自然災害，昔日的“老大哥”蘇聯在這個時候因他的不合理要求得不到滿足，背信棄義，撤走了專家，停止了對我國的經濟援助，我國國民經濟遭遇了嚴重的困難局面。

時刻夢想反攻大陸的蔣介石集團認為遇到了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加緊了對我大陸的挑釁。

空中，他們不斷派出軍用飛機進入我國腹地進行空中偵察、空投特務、散發反動傳單等挑釁活動。

海上，他們不斷扣留我國漁船，槍殺我國漁民，并利用海潮釋放漂浮物，對我國進行策反宣傳。

我對敵人肆無忌憚的挑釁不禁怒火中燒。

此時，我在沈陽軍區分管作戰工作。上級的通報和部隊報告不斷傳來。

美制蔣軍U-2型高空偵察機竄入我領空，我國空軍和地面炮兵卻鞭長莫及。

美制蔣軍P-2V型偵察機侵入我沿海地區，狡猾的敵機緊貼海面飛行，利用“盲區”擺脫我國雷達跟蹤，一次又一次地溜掉。

必須撲滅敵人的囂張氣焰！

必須給入侵者以有力的打擊！

1960年9月，奉中央軍委命令，軍區指定由我負責，調集兵力和裝備組成第一、第二高射炮兵群，部署于遼東半島碧流河河口以西沿海一線，執行打擊敵偵察機的作戰任務。

我受命后，立即召開有軍區空軍和陸軍高炮部隊主要領導參加的作戰會議，對如何擊落蔣軍偵察機做了認真研究和周密部署。

中央軍委對打擊蔣軍偵察機的部署非常重視，毛澤東主席親自批示：“全力以赴，務殲入侵之敵。”

據此，總部對防空作戰接二連三發來重要指示。羅瑞卿總參謀長批示，“海底撈針”，不擊落敵機“總不死心”。

根據上級指示精神，我調集全區帶“高”字的部隊，即高射炮部隊和高射機槍分隊，在遼東半島沿海地區組成了嚴密的空中火網。

我率軍區炮兵和作戰、通信、情報等部門的負責同志，多次深入高炮防空部隊了解情況，落實戰備工作。

沿海防空高炮部隊的廣大指戰員斗志昂揚，他們在長期蹲山頭、住帳篷，生活十分艱苦的情況下，針對敵機活動的規律和特點，苦練協同動作，苦練“30秒”，日夜警惕，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

1961年9月，為了確保殲滅入侵之敵，軍區又在丹東召開現場會議，總結交流臨戰訓練的經驗。

會上，我提出“寧可百日不戰，不可一日不備”的口號，號召全體指戰員牢固樹立“敵機一定會來，我們一定要準備好，敵機來了一定要打掉”的“三一定”思想。

不久，羅瑞卿總參謀長提出了“打掉一兩架敵機過年”的號召，進一步激發了廣大指戰員殲敵的信心。

戰斗編成和作戰部署：

大孤山炮群轄四個分群。

第一分群由高炮六〇二團、四十軍3個師屬高炮營、四〇二團三連組成；

第二分群由高炮六〇五團、五十軍兩個師屬高炮營及軍基干團高炮營、四〇二團六營、一四八師獨立高機排組成；

該群合計60個連隊，部署在后光頭山、黃土坎、青堆子地域。

城子疃炮群下轄五個分群。

第一分群由一〇一師高炮五〇二、五〇七、四〇二團（欠三連），一一七師高炮營組成；

第二分群由高炮六十五團、一一五師高炮營、三十九軍基干團高炮營組成；

第三分群由高炮六〇一團、第一九〇師高炮營組成；

第四分群由高炮六〇三團、守備二師高炮營組成；

第五分群由高炮六二九團、守備三師高炮營、高炮六十一師組成。

該群合計61個連隊，部署在明陽山、沙尖屯、城子疃地域。

參加機動作戰的總兵力為127個連隊。其中85高炮連17個，76.2高炮連9個，37高炮連74個，高機連12個，獨立高機排6個，探照燈連9個。

為彌補高炮火力之間隙，我又決定組織步兵武器，組成若干機動射擊群，平時選好陣地視情況機動作戰，大孤山高炮群以現有的裝備器材組成一個機動防空作戰高炮營，配置于青堆子以東。

一一五師三四三、三四四團各以輕重機槍、高射機槍100挺，組成若干射擊群，分別配置于莊河以西劉家店—莊河以東吳家屯—趙家村地域；

步兵四四六團在沿海和縱深空中禁區內守備分隊的輕重機槍共12個點；

一一六師高炮營的高機連歸一一五師指揮，配置于莊河地區。

并明確大孤山高炮群由一〇七師師長任群長，群指設于大孤山，直接指揮4個分群；

城子疃高炮群由六十一師師長任群長，群指設于城子疃，直接指揮5個分群。

千百雙警惕的眼睛注視著祖國的領空，千百門火炮組成一道道火墻，織成了一張張火網。

戰士們把炮彈擦了又擦，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信念：定叫敵機有來無回。

9月14日，總參指示我區機動作戰部隊重點部署必須放在城子疃（今城子坦）—莊河—大孤山—北井子地區，使我們在指導思想上更為明確。

經過漫長的等待，“狼”終于出洞了。

1961年11月4日，美制蔣軍P-2V型偵察機再次竄入我華北地區后，給我東北部隊敲響了警鐘，根據其活動規律判斷，敵機在近幾天內可能還會竄入我東北地區。

我指示部隊做好臨戰前的一切準備，進行戰斗動員，檢查武器，擦拭彈藥，進一步熟悉作戰方案。

我命令部隊每天12時至15時睡覺，16時以后在陣地上待命。

11月6日17時5分，美制蔣軍P-2V型偵察機一架，自南朝鮮釜山起飛，企圖利用夜暗，經遼東半島竄入我東北腹地。

接到敵機出航的情報后，我和軍區其他領導立即進入軍區空軍指揮所。

我命令遼東沿海各高射炮兵群，進入一等戰備。

18時18分，敵機竄至我海洋島以南150公里，被我雷達發現。

我命令各炮群，待敵機進入我空中火網后，務必一舉將其擊落。

18時54分，敵機自碧流河口入陸。

18時55分，敵機進至距我探照燈四〇二團八連中央雷達站4公里處時，該燈站開燈照射鎖定目標，緊接著四個燈站接光跟蹤，同時各高炮群以猛烈火力急促射擊。

地上千炮齊鳴，天上火樹銀花。

探照燈熾白的光柱，高射炮強烈的閃光，把黑暗的夜空照耀得如同白晝，好一派壯觀的景象！

18時55分30秒，敵機下滑拐彎低空飛行逃竄被擊中，墜毀于碧流河以東永寧屯以北300米處。

該機乘員有國民黨國防部第二廳技術研究組中校副組長葉林等13人（其中少校6人），全部斃命。

我高射炮開火時的壯觀場面

被我高射炮擊落的美制蔣軍P-2V型偵察機殘骸

這次戰斗從開燈照中到擊落敵機只用了30秒鐘。

為了這30秒，我們的干部戰士在荒山野嶺上堅持了400多個日日夜夜，他們付出了多少艱辛啊！

我軍一舉擊落敵人偵察機，高炮部隊指戰員興高采烈，當地人民群眾奔走相告。第二天，到永寧屯參觀的人川流不息。

11月7日，安東軍用機場，羅瑞卿總參謀長興致勃勃地走下舷梯。專程前來迎接的沈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我和其他同志急步迎上前去。

羅瑞卿總參謀長高興地說道：“祝賀你們擊落敵人的偵察機。你們打得好，你們為中國軍人爭了氣！”

我們驅車來到被擊落的蔣軍P-2V型偵察機殘骸前，我簡要匯報了擊落敵機的經過。

陳錫聯司令員說：“為擊落敵人的偵察機，曾副司令員可下了大功夫！”

我說：“我不過是動動嘴皮子，最辛苦的還是高炮部隊廣大指戰員。”

羅總長說：“所有參戰部隊都有功勞，你們要很好總結經驗，以利再戰。”

參加這次作戰的部隊很多，有雷達兵二〇六團，探照燈四〇二團七連、八連，高炮一〇一師五〇二團，六十四軍高炮八十九團，第一九一師高炮營，步兵一一五師三四三團輕重機槍對空射擊組，一四九師四四六團四連機槍分隊。其中除兩個營一個連沒有開火外，其余均參加了射擊。

這次作戰，打得較好。特別是雷達兵二〇六團駐海洋島、凌水寺、明陽雷達站以及二〇二團大孤山雷達站對情況掌握較好，探照燈四〇二團八連的八一二、八二一、八二三、八三二燈站所起的作用較大，高炮五〇二團一連、二連也打得好。

這次戰斗打得比較順利、干脆，整個戰斗過程僅僅30秒，總的感到：

一、堅決貫徹執行上級的指示，決心大，信心堅，集中兵力打殲滅戰，是取得勝利的關鍵。

我們堅決貫徹毛主席的“全力以赴，務殲入侵之敵”和軍委總參的重要指示。對打掉入侵敵人的作戰極為重視，要求很嚴，多次召開會議，研究敵機活動規律特點，反復改進對策。敵機入侵時，我進入軍區空軍指揮所，直接實施指揮。軍區領導人決心和實際行動，直接影響和鼓舞了全區參戰部隊。

二、堅決貫徹“近戰殲敵”的指導思想，是取得戰斗勝利的決定因素之一。

當敵機臨近我遼東時，城子疃炮群目標指示雷達，一直壓縮到距敵機517公里才開機，4000米以內才開燈照射。這樣就使敵機完全進入了我炮火范圍之內，無法逃脫我來自各方火力的集中射擊。

通過這次戰斗，感到貫徹“近戰殲敵”的指導思想，在于高度的政治責任心，熟練的技術和雷達、燈、炮的密切協同，只有雷達、燈、炮的密切協同，才能殲滅敵機。雷達和燈必須為高炮創造有力地射擊條件，一定要做到燈開炮響，炮響敵機掉。

三、貫徹“嚴格訓練，嚴格要求”方針，是取得勝利的重要基礎。

遵照作戰的預案，針對敵機活動特點和規律，遼東沿海各高炮群，從群到連隊，都是按照預案進行嚴格訓練，嚴格要求，反復苦練。采取了少講多練，單兵苦練，干戰齊練，協同精練，白天摸要領，夜間練功夫。這樣堅持經常練，反復練，天天練，不僅加強了部隊戰斗準備質量，還使參戰分隊夜間射擊技術水平迅速地得以提高。

四、充分做好臨戰前的準備，是取得勝利的重要保證。

戰前，除了深入地進行戰斗動員，更主要的是使各種武器、器材處于良好的作戰狀態。一有情況，就能及時打響。參戰部隊早早做好了一切戰斗準備。因而，只要敵機一進入我空中火網，就能一舉擊落敵機。

五、準確的情報，良好的通信聯絡，保障了這次戰斗的勝利。

集中統一的指揮與機斷專行相結合，統一組織指揮，比較靈便，有利于做到情報的適時傳遞，及時下達統一命令，密切協同作戰。

這次戰斗，除了統一指揮的方法比較好外，保障實現指揮的各項工作也做得較好。

一是情報保障非常準確迅速；二是通信聯絡保障較好；三是后方物資保障得好。

這次戰斗，還突出地表現了軍政干部的協同一致，實現了集體領導，分工負責。

這次戰斗，雖然擊落了敵機，取得了勝利，但也暴露了不少問題：

一是報讀員沒有把送話筒開關壓緊，情況沒及時報出去；

二是有的炮兵連射擊距離太遠；

三是有的燈站不該開燈的也開了燈；

四是敵機被打下來了，個別燈站沒有及時停止照射；

五是有的炮連盲目射擊三四分鐘，還有的只憑聽爆音射擊，誤差很大等等。

通過上述總結，把經驗找出來，把不足、教訓找出來，以利于以后的對空作戰。

蔣介石集團犯我之心不死。

1962年，他們更加瘋狂地為進犯我國沿海地區進行戰爭動員和軍事部署，一個以蔣介石、陳誠為首的“最高五人組”（又叫“反攻行動委員會”）成立。甚至還成立了“戰地政務局”，準備在我沿海登陸后建立偽政權機構。

另外，在美軍的參與下，蔣軍還不斷進行以我沿海地區為目標的陸海空作戰演習，整個臺灣島轉入臨戰狀態。

為粉碎蔣介石的狂妄野心，阻止其軍事冒險，根據軍區黨委分工，我又投入到了狠抓緊張的戰備工作之中。

賴傳珠政委病逝

1965年12月，正是沈陽嚴冬季節，氣溫在零下20多攝氏度，12月18日，我聽說賴政委身體不舒服，在家休息，下班后，我就去看望他。

一進到會客廳，只見賴政委和工作人員在打撲克，我一看賴政委臉色蠟黃，并且白眼珠也呈黃色，我馬上說：“政委，你的臉色這么黃，肯定有問題。”

我大聲地批評了護士小高：“政委的臉色這樣黃，難道你看不出來嗎？還不趕快帶政委去醫院檢查。”

賴政委看我著急的樣子，對我說：“曾副司令，不要緊，這兩天就是感覺有些疲勞，不礙大事。我今天已休息了一整天，吃完飯后我把他們幾人叫來打一下撲克，放松一下，想提提神。”

政委去照了鏡子，也感覺臉的顏色不正常，護士小高說：“政委，咱們還是趕快到醫院去吧。”

結果去了軍區總院后，醫生立即安排住院，經化驗診斷為黃疸性肝炎急性發作期，已到了無法治愈的地步，結果在住進醫院第七天，也就是12月24日，賴政委因醫治無效與世長辭，終年55歲。

賴政委逝世后，正在上海開會的軍區陳錫聯司令員請假專程趕回來參加了賴傳珠政委的遺體告別儀式和追悼會。

賴政委的逝世，是我黨我軍的一個重大損失，是我們沈陽軍區的重大損失。

我和賴傳珠政委在一起工作雖只有六年時間，但賴政委工作嚴謹，平易近人，尊重部屬，堅持原則的思想工作作風給我留下了深刻的、不可磨滅的印象。我們倆既是江西老表，又有一個共同的愛好，那就是在星期天休息時去釣魚。賴傳珠政委既是我的好上級，又是我的好戰友、好同志。

打倒“陳曾曾”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中央政治局召開了全國工作會議，毛主席主持了會議，制定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對1964年下半年以來的“四清”（即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某些“左”傾的偏向做了糾正，但又提出了“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等更“左”的觀點。

“紅衛兵”破“四舊”、大串聯、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

“革命”風起云涌，如火如荼。

會議中，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明確指出，黨內存在兩條路線的斗爭、兩個司令部的斗爭。

1967年，受上海“一月風暴”奪權的影響，全國各地的“造反派”掀起了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的斗爭。

一時間，沈陽市的大街小巷大標語、大字報鋪天蓋地，宣傳車、廣播喇叭成天喊個不停。

1966年，于新疆天山

大標語、大字報攻擊的矛頭直指中央、地方以及軍隊的一些主要領導同志。

“陳曾曾是什么人？怎么起這么個名字？肯定不是好人。”

有些身穿黃軍裝、臂戴紅袖標的“紅衛兵”在一幅“打倒陳曾曾”的大標語前駐足議論。

他們不知道，“陳曾曾”指的是沈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政治委員曾紹山以及任副司令員的我。

可是，軍區政治部的幾個人卻于11月8日提前貼出了大字報。

那天，軍區正在八一劇場召開團以上干部會議，傳達東北局會議精神。會議即將結束時，突然從二樓放下兩條醒目的大標語：

“沈陽軍區執行的是修正主義路線！”

“軍區首長釣魚十三例。”

坐在主席臺上的陳錫聯、曾紹山、我、唐子安等軍區領導對這突然出現的情況毫無思想準備。

會場頓時騷動起來，參加會議的團以上干部對這些人的行為很不滿意。

陳錫聯司令員等軍區領導只好因勢利導，并簡要地做了檢討。

11月11日，政治部120多人到延安里送大字報。

延安里，是軍區黨委的辦公地。

《軍區首長釣魚十三例》點出陳錫聯、曾紹山、唐子安等軍區首長的名字，說釣魚是修正主義的東西。

我對釣魚是修正主義怎么也想不通。我平時也利用休息時間釣魚，但大字報上卻沒有我的名字，我感到這里有名堂。

于是，我就當著送大字報的人說：“我也是釣魚的，怎么沒有我啊？”

這些人聽了我的話很不滿意，他們想不到我敢引火燒身。

說起釣魚，那是軍區首長在緊張繁忙的工作之余，利用節假日放松休息的一種休閑活動。

我和陳錫聯司令員、賴傳珠政委等軍區領導，在星期天有時到沈陽附近的陳相屯政治部農場的養魚塘去釣魚。

這里邊還有不少故事呢。

記得在1964年的一個周末，我對賴政委開玩笑說：“賴政委，你釣魚的魚窩子我知道了。”

賴政委一聽我知道了他的魚窩子，在星期天天沒亮就來到魚塘，占住了自己的釣魚位置。

我早飯后也來到了魚塘，看到賴政委早已在放線釣魚，就撿起石頭，投向賴政委的魚窩子。

“賴政委，讓你起個大早也釣不著魚！”

“老曾，你搞什么鬼，別把魚趕跑了！”

由此可見，當時我們軍區領導之間的關系是非常融洽的。

他們看我自己引火燒身，也把我列入了批判的對象。

第二天，他們要在八一劇場開會，要求軍區領導參加。

我接到通知，前去參加會議。

在八一劇場門口，我坐的蘇式吉姆轎車被一伙人攔住，他們把寫著“修正主義的車”的大字報貼在車擋風玻璃上。

我下車氣沖沖地說：“你們要干什么？這樣貼上司機還怎么開車，撞死人你們負責任嗎？你們能負得起責任嗎？你們在發什么妖風！”

會議結束后，晚上在政治部小禮堂繼續開會，要求軍區黨委主要領導到會接受批判。

晚飯后，我就到俱樂部體育館看打籃球去了。

陳錫聯司令員、曾紹山政委、唐子安副司令員等主要黨委成員到了會。組織會議的人一看我沒到場，就要求陳錫聯司令員派人把我找來。

這時，陳司令員讓秘書李巴夫到體育館把我叫到會場。

我到場后，會議才開始。首先由陳錫聯司令員檢討，做自我批評。接著，曾紹山政委也做了自我批評。唐子安副司令員在做自我批評時講話嘻嘻哈哈，有時也逗得他們忍不住笑起來。

最后，輪到我。我講釣魚是個缺點錯誤，做了檢討和自我批評。

我說：“你們把標語貼在擋風玻璃上，擋住視線，司機開車壓死人你們償命嗎？”

這樣一來，會議就僵持起來了。

僵持一段時間，他們讓陳錫聯司令員、曾紹山政委、唐子安副司令員回去休息。

陳司令員已看出他們有整我的用意，就說：“我們等一會兒，和曾副司令員一起回去。”

會議一直開到次日凌晨一點多，他們也實在熬不住了，就用一張紅紙寫了“曾思玉五條罪狀”，當場宣布。

我問：“這五條給我嗎？”

“給你。”

我順手接過墨跡未干寫有所謂五條罪狀的大紅紙，說：“走，回家睡覺去！”

幾天后，保衛部的人通知我去參加黨小組會，接受批判。

我說：“我在司令部黨委辦公室過組織生活，你們的小組會我有時間就參加，沒時間就不參加了。”

保衛部一位科長接著發言：“我們是讓你在這里做檢討，而不是搞‘板門店’談判。”

我接上話茬生氣地說：“你們保衛部是沈陽軍區政治部的保衛部，如果你們是‘板門店’，我馬上退出會場。我是共產黨員，是來參加黨小組會的，不是來談判的。”

看到我說得在理，保衛部的幾位同志沒了話說，互相埋怨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