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干部
9月21日,毛澤東主席由長沙乘火車到達武漢。我和劉豐去武昌車站迎接,毛主席在專列會客室接見了我們。
毛主席親切地問道:“曾思玉同志,你來了一段時間了,總理交代的任務,進展怎樣?”
我立即回答:“報告主席,我們遵照總理的指示,已建立臨時指揮班子,調整了駐軍部署,正在做群眾組織頭頭的工作,進行大聯合,恢復社會正常秩序。”
毛主席點了點頭,表示對我們近一個月工作的認可,接著說:“湖北、河南兩省地處中原,人口有一億多,武漢扼守長江和京廣線的咽喉,地位十分重要,你們責任重大。要掌握兩省的軍隊,穩定局勢。河南有個劉建勛,你以前認識嗎?(我回答主席:不認識)你們要搞好團結,共同做好工作。湖北由你們直接組織軍隊做‘三支兩軍’工作,學會做群眾工作,要有計劃、有步驟地解放干部,搞好大聯合。”
毛主席看我由于缺少睡眠,兩眼布滿血絲,甚為關懷地說:“曾思玉同志,你有股革命干勁,有事向總理請示報告,遇事多和同志們商量。不怕你工作不積極,而是怕你太積極了!”
我回答:“請主席放心,有事多向總理請示和報告,多和同志們商量,三思而后行。”
毛主席邊點頭邊說:“武漢‘7·20’事件,本來可以避免的。我跟陳再道司令員、鐘漢華政委打招呼,各派都是群眾組織,要他們表態,他們遲遲不表態。
謝富治、王力帶了北京幾個造反派頭頭從四川來到武漢,他們知道我在這里,不請示不報告。王力這個家伙在水果湖水利學院講話點了一把火,支一派,打一派,‘百萬雄師’的人沖進東湖招待所找王力講明是非,在推拉過程中王力受了輕傷,搞得‘鋼派’與‘百萬雄師’兩派群眾組織對立,造成‘7·20’事件,結果人民遭殃,武漢軍區、軍分區、縣人民武裝部受到沖擊。
你們要把獨立師、軍分區、人武部的主要干部集中起來,去北京辦學習班,然后采取湖北與河南兩省對調一部分干部的辦法,改善他們的處境,發揮他們的積極性,搞好團結,做好工作,穩定干部隊伍。”
毛主席停了一下,然后又接著說:“湖北省省長張體學還在這里嗎?這個人怎么樣?”
我回答:“張體學同志在這里,我們建議讓他出來抓湖北省的工作。”
毛主席說:“那好,你們親自去做工作,得到群眾的諒解,多解放一些干部,站出來搞結合,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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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與毛主席在鐵路支線上合影。左二楊成武、右二曾思玉
毛主席又說:“武漢‘7·20’事件外國人不了解,以為中國天下大亂了。我和總理商量過,10月份阿爾巴尼亞部長會議主席謝胡率代表團來我國訪問,就安排到武漢來,并由總理陪同。你們要召開歡迎大會,以展示武漢的真實面貌,消除國內外一些人對武漢形勢的猜疑。你們要抓緊時間,做好準備,搞好接待工作。”
毛主席最后說:“中央、國務院會支持你們的工作,祝你們工作順利!”
談話結束后,毛主席和隨行人員去東湖客舍休息。幾天后,毛主席又乘列車從王家墩機場列車支線回北京,我、劉豐等前去送行,毛主席愉快地叫大家在王家墩鐵路支線草坪上合影。
毛主席對武漢軍區和湖北省工作的重要指示,既給我指明了工作方向,又做出了具體部署,使我受到極大的鼓舞。同時,我也感到毛主席對武漢軍區、武漢市的重視和關心,并對我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1967年,陪同毛主席接見武漢人民群眾
1967年9月,毛主席和湖北省黨政軍干部及人民群眾在王家墩鐵路支線合影
我在馬不停蹄地開展各項工作的同時,也在積極籌劃迎接阿爾巴尼亞貴賓的接待工作。
10月8日,阿爾巴尼亞貴賓謝胡、阿利亞等分別由青島和延安飛抵武漢。周總理專程從北京來到武漢迎接。到機場迎接貴賓的有我、政委劉豐、副司令員徐國夫、副政委張玉華以及空軍政委肖前、武漢警備區司令員方銘等領導人及群眾代表。
從機場到東湖招待所的大道兩旁,擠滿了數十萬歡迎的群眾。貴賓的敞篷汽車開到哪里,哪里便成了沸騰的海洋,人們縱情歡呼跳躍。雖然聚集數十萬群眾,但沒有發生任何問題,秩序井然。
8日下午,我陪同周總理在東湖公園一個辦公室里參加武漢各群眾組織頭頭座談會。
在聽取各群眾組織代表發言后,周總理講了話,他號召“武漢地區無產階級革命派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在斗私批修的方針指引下,實現革命的大聯合”。
陪周恩來總理一起來武漢接待阿爾巴尼亞貴賓的康生也講話贊成周總理的講話,希望各群眾組織按照總理的指示,搞好接待工作,搞好革命大聯合。
周總理講話后,各群眾組織頭頭紛紛表態,遵照周總理指示,一定要搞好大聯合。
9日下午,在漢口新華路體育場召開十萬人盛大集會歡迎阿爾巴尼亞貴賓。我致歡迎詞,周恩來總理和謝胡主席發表了重要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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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同周恩來總理(前排左三)歡迎阿爾巴尼亞貴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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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阿爾巴尼亞客人謝胡合影
會后,貴賓分別到武漢鍋爐廠、武漢大學、華中工學院、武漢測繪學院與群眾見面。這些活動都通過電臺、電視臺及時進行了報道,充分展示了武漢的真實面貌,用事實駁斥了國內外一些人對武漢形勢的猜疑。
遵照毛主席指示,10月下旬,湖北、河南兩省軍分區、縣人武部的主要干部在北京舉辦學習班,而后部分干部在省內或兩省間進行對調,改變了干部被斗挨批的處境,調動了他們的積極性。
對湖北省的各級領導干部,也是通過辦學習班,一方面要求各級干部正確認識形勢,正確對待群眾,正確解剖自己;另一方面召集各群眾組織的代表對各級領導干部進行評議,把他們解放出來工作。
當評議到湖北省省長張體學同志時,一些群眾組織的代表情緒激昂,臉紅脖子粗地表示不能解放張體學,尤其是有一位女同志更是慷慨激昂地喊:“不能讓張體學進省領導班子。”
阻力來自何方?很清楚,如果解放張體學同志并結合進省領導班子,那就從根本上否定了這些“造反派”一年來沖沖殺殺的“功績”。
我針對他們的思想狀態,親自陪同張體學同志與群眾組織頭頭見面,面對面地進行交談,取得他們的諒解。
經過我們真誠細致的工作,張體學、韓寧夫、姜一、趙修等領導同志終于解放出來,并結合進省領導班子。接著,大部分中層干部也解放出來工作,使各級領導機構逐步健全,正常運轉,促進了全省局勢的穩定,社會秩序大為好轉。
對于各條戰線上的著名人士,我也千方百計地予以保護,使他們免遭“造反派”的繼續批斗和糾纏。
為了解放著名演員夏菊花同志,我特意去觀看武漢雜技團演出。在演出結束后接見全體演員和工作人員時,我若無其事地問:“怎么沒有看到你們團長夏菊花的演出?”
片刻的沉默之后,有幾個人說話了。有的說她是“走資派”,有的說她是“反動權威”,有的說她是“牛鬼蛇神”……
我接著大家的話說:“她是一個軟功演員,請同志們說說,表演軟功軟到什么程度是資本主義。至于說‘權威’,這是不錯的,她是經師傅傳授,自己刻苦磨煉而成,你們哪個能演得比她好,我舉雙手贊成并推薦到全國各地去演出。我的意見還是讓她演出,擔任什么工作還是干什么工作。”
我環顧了一下四周,已經沒有人提出反對意見了,看來群眾中大部分人是擁護夏菊花同志的。
我趁機繼續說:“我的意見,如果大家同意夏菊花同志出來工作和演出,就鼓掌。”
于是,有些人帶頭鼓掌,接著大部分群眾都跟著鼓掌,只有個別人不鼓掌。
我接著說:“從剛才的熱烈掌聲看,你們絕大多數人是同意夏菊花同志出來工作和演出的。中國人說話是算數的,你們說話算不算數?”
眾答:“算數!”
我接著派人把夏菊花同志找來,當著全團人員的面,對夏菊花同志說:“夏菊花同志,剛才我征求了你們全團人員的意見,他們都同意你出來工作和演出,從現在起你還負責雜技團的工作,只要身體條件允許一定要認真演出。”
夏菊花同志被這突如其來的“解放”所感動,一肚子感激的話不知從哪里說起,默默地站著,眼淚不停地流。
在解放湖北省各級干部的同時,我指揮武漢軍區所屬部隊維護社會治安,堅決反對地方群眾組織插手軍隊,制止他們到軍隊內各單位“樹旗”和發展組織;堅決制止武斗,嚴肅處理武斗事件,對于那些搞打、砸、搶的壞頭頭,給予了重點打擊。
浠水縣“巴河一司”壞頭頭王仁舟,多次公開搶劫長江航行船只,民憤極大。善于搞欺騙宣傳的壞頭頭王仁舟構筑了一個圍寨,把打、砸、搶來的一部分財物分給在圍寨中的村民。由于受到“恩惠”,部分村民還是捧他臭腳的。
為了達到爭取普通群眾之目的,我們專門請“巴河一司”組織的群眾到武漢軍區俱樂部看電影。接到邀請的群眾很高興,他們乘船順江來到武漢。很是猖狂囂張的壞頭頭王仁舟也隨“巴河一司”的群眾乘船而至。
在電影放映之前,我專程到場并講話,做群眾工作,講著講著,我很自然地就問:“王仁舟來了沒有?”
他站起來用毫不在乎的語氣回答:“我來了。”
我看到他驕狂的姿態,義正詞嚴地對他說:“你帶領的‘巴河一司’在長江搶劫來往船只,并搞打、砸、搶,應受到法律制裁,我宣布:根據廣大人民群眾的要求,將你公開逮捕入獄。”
通過多方面艱苦卓絕的工作,局勢基本穩定。1967年9月成立了以我為組長的中共湖北省黨的核心小組,并相繼在全省縣以上各級單位建立黨的核心小組,使黨的工作生活得以恢復。
成立省革命委員會
1968年元旦后,醞釀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員會。革命委員會由軍、干、群各方面代表組成,軍隊干部和地方領導干部的代表通過軍內、黨內推薦協商,名單容易產生,群眾代表的產生就比較難了。
我多次召開群眾組織代表參加的協商會議,這些會議秩序極為混亂,各群眾組織的頭頭為了爭奪革命委員會中的名額,爭得臉紅脖子粗,在發言中有的拍桌子,有的摔茶杯蓋,甚至拔出匕首插在桌子上相威脅。我耐心細致地做了大量的思想教育工作,經過反復協商,群眾代表終究得以產生。
1968年2月5日,湖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我任主任,張體學同志等八人任副主任。通過一系列思想和組織工作,全省各級地方革命委員會也相繼建立。
當時,有些被結合進各級革命委員會的代表不是共產黨員,也沒有因為進革命委員會而入黨,入黨必須經基層組織討論,按黨章規定履行入黨手續。因此,有些群眾代表說:“當了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常委也是徒有虛名,開會上主席臺,看戲坐前三排,汽車一叫就來,黨票掛起來。”
革命委員會成立后,各級干部逐漸得到解放,工農業生產逐步正常運轉,大、中、小學復課,社會秩序出現了較為安定的局面。
搞“五湖四海”
1968年6月間,毛主席乘專列從上海抵達武昌車站,我和劉豐政委去車站迎接。我們上了公務車,主席一見到我們就說:“我這次到這里來主要是休息和讀書,你們有事情向北京周總理報告請示。如有什么要緊的事,也可來談談。”
我和劉豐回答:“是,有事向總理請示報告,我們一定保障好主席的休息。”隨后我們送主席到東湖客舍。
一天下午,東興同志來電話要我到主席住處去。放下電話我立即趕往東湖,來到主席住處。主席正在會客室里讀書,見我來到就說:“你這個老表來得真快喲,有股雷厲風行的作風,我記得你不吸煙,那就喝杯茶吧。”隨即主席叫小張給我泡了一杯茶。
我問主席:“您休息得好嗎?”
主席望了望天棚說:“這房子天棚上不知有什么東西跑來跑去,是不是野貓上去了?”
我回答:“可能是野貓在天棚上搗亂。”(后經調查了解確是野貓。)
主席接著把話題轉到了主題:“這幾天我派人去武漢三鎮觀察了一番,社會秩序和社會治安都比較穩定。你來武漢快一年了吧?你還是依靠那個指揮所嗎?”
我說:“是,我們20多人還是住在軍區茶崗一棟樓辦公。”
主席說:“對!人不要多,我歷來主張如此,機構要精干,有事親自動手辦。周總理也是這樣,有事自己動手打電話,你的助手有誰?”
我告訴主席:“軍隊還有武漢軍區副司令員孔慶德、韓東山、姚喆同志,副政委葉明、潘振武同志,參謀長閔學勝同志,后勤部長金正中同志,還有副參謀長、副主任等,從沈陽軍區調了裝甲兵司令員徐國夫任軍區副司令員,炮兵政委張玉華同志任副政治委員,作戰部長唐皎同志任副參謀長。我們組織了軍區臨時黨委,負責全局領導工作。”
主席聽了我的介紹沉思了一下說:“不要調多了,三個可以了,多了不好,要搞五湖四海,要放手讓助手大膽工作。現在武漢軍區司政后機關怎么樣?”
我回答:“司政后機關基本上還穩定,機器轉了,各項工作都可以正常開展。但有時受到院校搞‘四大’單位的沖擊,工作受干擾,受影響。
現在省里成立了黨的核心小組,由五人組成,使黨的工作和生活逐漸得以恢復,上下通氣,利于開展工作。
2月成立了省革委會,由我任主任,地方干部有張體學、韓寧夫、姜一等同志,后來增補江漢油田康世恩同志任副主任,群眾組織頭頭有鋼工總朱鴻霞、測繪學院楊道遠、新華工張立國副主任。
在成立革委會時與造反派在協商委員、常委、副主任的人選問題上不是一帆風順,各個群眾組織的頭頭都在漢口打蛋廠(單位)集會。
軍區在漢口招待所開會,在進革委會任委員、常委、副主任的人選問題上爭論激烈。因名額所限,我反復地同這些群眾組織做工作,熬了個通宵,仍滿足不了有些群眾組織的要求。
有一個人來到招待所門口,非要見我,自稱是反修戰士,非要進常委。我問他,你的組織有多少人?他說就他一個人。”
主席聽后哈哈大笑并說:“他們的動機無非是造反做官嘛!”
我接過主席的話說:“我對他說,你一個人也要進常委,武漢市其他群眾組織都進常委怎么能容納得下?
他仍不聽勸,就是一條,非進常委不可!在場的其他群眾組織都認為他是無理取鬧,就將他轟走了。
省、地、縣相繼成立了革委會,對進一步促進全省大聯合和三結合起到了積極作用,武漢市由空軍十五軍軍長方銘同志兼警備區司令員,任市革委會主任,方銘同志很精干。”
主席用肯定的語氣對我說:“這樣對推動全省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的大好形勢定有益處。”
我說:“當前群眾組織頭頭有要權的,他們編順口溜說,‘開會上主席臺,看戲坐前三排,要汽車一叫就來,什么權都沒有,是擺設,后來鬧補臺,黨票掛起來’。”
主席笑著說:“那也好嘛!開會上主席臺,看戲坐前排,汽車一叫就來,也是權嘛!你們要幫助教育這些人,還要告訴他們要謙虛謹慎,要好好學習和工作,不然就容易犯錯誤。教育那些頭頭要回本單位去工作,不要總想浮在上面。你們上層領導同志要分工,深入實際,做調查研究,親自去抓幾個點取得第一手材料和經驗,使斗、批、改的工作不斷地深入發展。”
我對主席說:“我們幾個人分別抓了幾個大工廠和武大(武漢大學)。”
主席說:“那好嘛!你們取得了第一手材料,就有發言權,工作就會搞得更好。今年湖北老下雨,長江流域洪水泛濫,湖北境內怎么樣?”
我回答:“長江洪峰幾次越過警戒線,造成田家口大堤決口,在緊急動員下,軍民日夜奮戰,堵住了決口,把損失降到了最低點,但仍造成了一定的損失。軍區一軍三師部隊管理的沉湖農場,前幾年由于不能排除積水和引水,收成有限,目前在地方大力支援下,建立了一個大型排、灌兩用的水泵站,不僅解決了軍區農場的排、灌問題,還保障了附近公社農田能旱澇保收。”
主席說:“治水造田奪豐收,是為人民辦了好事。人是要吃飯穿衣的,湖北是個好地方,是魚米之鄉,你們要把糧食棉花的生產抓緊,不能放松。好,今天談了不少的問題,下次有機會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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