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東京審判中，唯一全程投反對票的，要定日本戰犯全部無罪！

1948年11月4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宣讀判決已到第五天。印度法官拉達比諾德·帕爾突然舉手要求發言。這位平日里總是將眼鏡鏈繞著手指轉圈的老先生，用夾雜著英語的孟加拉語說了一句：國際法并非是勝者的鞭子。其他十國法官靜靜地看著他。在這場持續了兩年半的審判當中，帕爾是唯一連續八百多天投反對票的人，連書記官都習慣了他的異議筆記如同便簽紙堆積成小山一般。可是沒有人能夠想到，他最終提交了一份長達25萬字的異議意見書，并且主張25名甲級戰犯全部無罪。

要講清楚帕爾的執拗，就需要先說一說他的出身背景。帕爾在1886年出生于孟加拉，親身經歷了英國殖民統治之下印度的大饑荒，這一創傷使得他對于強權司法有著天然的警惕。東京審判庭長韋伯后來回憶，帕爾總是愛在休庭的時候念叨一句印度諺語：洪水退去之后，河床既不屬于魚也不屬于鳥。這句話像是一個謎語，實際上是他法理邏輯的一個縮影。他認為戰勝國所設立的法庭沒有權力使用新創立的反和平罪去追溯戰敗國的行為。我覺得最為諷刺的是帕爾自身角色的錯位：他原本是殖民政府指派的法官，卻用反殖民的立場去為軍國主義進行辯護，這真的是歷史所開的一個辛辣的玩笑。

帕爾并非是簡單地否定日軍的暴行。他的不同觀點的表述中提及南京暴行存在著具有壓倒性的證據，并且還詳細地引用了受害者的證詞。他這樣做是由于秉持著法學信仰，他如同守夜人一般堅守法無溯及力的原則，認為不能因為暴行的慘烈程度就去打破這一原則。但是這種在書齋之中所秉持的理想主義很快被現實政治所打亂。1947年印度剛剛獨立，新的政府想要擺脫殖民地的影子，帕爾在審判過程中高調地反對西方所主導的秩序，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民族身份的一種象征。檔案之中有一個細節，帕爾曾經跟秘書抱怨東京審判就像是一場化妝舞會，卻沒有料到自己的法官袍也被卷入到了地緣政治的漩渦之中。

或許可以這樣來看，帕爾現象存在一個奇特之處在于時空錯位。在1948年他撰寫異議書的時候，印度民族主義正處于高漲的狀態，反西方情緒和法學思辨相互交織在一起。等到冷戰格局得以固定下來，他的觀點恰好為日本歷史修正主義提供了國際法理方面的支持。這種層層轉譯的誤讀，比異議書自身更能夠反映國際政治的復雜情況。如同帕爾晚年對學生所說的：法官的筆比武士的刀更容易被人加以借用，而且還不會沾染到血跡。

2009年解密的印度國家檔案真實地戳破了神話。檔案顯示任命帕爾擔任法官是一個失誤。印度總督秘書處曾經反對對他進行任命，原因在于他和反英獨立運動領袖鮑斯存在關聯，并且在那個時候他還不是高等法院的法官。這種身份不匹配的狀況，使得他所秉持的反殖民正義多了幾分荒誕的色彩。

現在再去閱讀帕爾的異議書時，可以發現最尖銳的矛盾出現在第407條。他明確地指責日本的侵略給亞洲人民帶來了苦難，但是卻仍然堅持法律不可以為正義做出讓步。這如同他一生都在反抗殖民的枷鎖，但是最后卻變成了軍國主義的遮羞布一般。

帕爾案例真正具有的價值，或許并不在于法理方面的爭論，而在于它所具備的警示作用。在2013年安倍引用帕爾判決來質疑東京審判的時候，中韓學者立刻找出異議書中譴責日軍暴行的條款。這種工具化的來回較量，反而使得帕爾成為了照妖鏡。誰在追求真理，誰在進行利用，一下子就變得清晰明了。

現在當國際法學界再次對帕爾異議書進行評議的時候，大多著重強調它程序正義思想具有超前的地方，同時也會指出關鍵的局限：當他把法理純粹性放置在人道災難之上的時候，實際上陷入了另一種處于真空狀態里的正義。就好像紐倫堡審判檢察官杰克遜所說的那樣：有些罪惡是特別深重的，需要創造新的法律來進行應對。這種創造性和保守性之間的拉鋸情況，到現在仍然是國際法庭的永恒命題。

要是下次聽到有人說東京審判不公正，不妨去仔細查看帕爾異議書的完整版。這不僅僅是法理方面的爭議，更像是一面能夠映照歷史復雜性的多棱鏡。很多想要輕易得出結論的人，最終都不過是在棱鏡的某一個面照見自己的影子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