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巴黎世博會的展臺上,新鑄造的鉑銥合金千克原器在玻璃罩內發出冷冷的光。意大利代表團的團長盯著展牌發著呆。展牌上寫著1千克等于1000克。他的故鄉那不勒斯還在使用羅馬磅,1磅大約相當于325克。教廷文獻中記載凱撒時代的羅馬磅是327克。這兩克的差距就像一根刺,扎在古文明敘事的關節之處。如果重量單位能夠伴隨時間發生變化,那么很多依靠計量數據的歷史記載,不就變成了可以隨意進行捏造的橡皮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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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講清楚計量和歷史真實性之間的關聯,首先需要了解歐洲單位的身體性起源。英尺實際上就是腳的長度,而英寸原本指的是大拇指的一截。這種以人體作為基準的測量方式,本身就埋下了混亂的隱患。因為無法確保公元前的羅馬人和中世紀的諾曼人的腳板長度是一樣的。更為奇特的是英國的容量單位口,它源自于喝酒時將一小口吐進量杯的不良習慣,伊麗莎白一世認為這種方法不衛生才將其廢除。把這種原始的計量方式和古希臘的德拉克馬、古羅馬的第納里等號稱精確的貨幣單位放在一起,就好像野蠻與文明在同臺進行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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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最容易露出破綻的是單位換算里的數字游戲。1英里等于1760碼同時也等于5280英尺,這種并非十進制的奇怪進制,顯現出了拼湊的跡象。試想一下如果古希臘真有阿基米德運用排水法測量王冠純度的傳說,那為什么同一時期的計量單位連基本的十進制都沒有得到普及?而中國秦朝已經達成車同軌書同文,商鞅方升的誤差被控制在千分之三以內。這樣的對比如同心算和結繩記賬之間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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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古代存在著精妙的選擇性標準化情況。法蘭克王國墨洛溫王朝鑄造索利多金幣,一方面采用3.88克的藥衡德拉克馬,另一方面又保留3.41克的羅馬德拉克馬標準。這種雙標系統,如同現代進行造假賬的手段一樣,在需要彰顯古文明輝煌的時候使用高標準,而在實際征稅的時候使用低標準。考古學家斯卡爾在盎格魯 - 撒克遜墓葬中發現兩套砝碼,金衡便士為1.55克,藥衡便士為1.3克,顯然是一種看人下菜碟的稱重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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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膨脹的政治邏輯是值得去進行琢磨的。波蘭的歷史學家維圖德·庫拉在《測量與人類》這本書當中說道,地主讓農奴繳納五籃谷物,然后偷偷地把籃子做大四分之一,就變成了六籃了。這樣的隱性征稅在歐洲是比較常見的。瑞士日內瓦的一磅可能是15盎司、16盎司或者是18盎司,具體是看是什么商品。計量的體系是如此的松散,卻想要讓后人相信古希臘能夠制造出誤差毫米級的帕特農神廟,這就好像是用沙質的尺子去裁剪航天方面的材料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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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可以這樣來看,計量標準出現混亂,從本質上來說是權力書寫歷史所產生的副產品。在法國大革命之前存在著25萬種度量標準,那個時候任何嘗試去統一歷史的行為就好像是在流沙之上建造房屋。最為諷刺的是在米制公約簽署之后,歐洲各個國家借著科學的名義來重新構建標準,卻把之前千年的混亂歸責到中世紀的蒙昧之上。但是要是進行仔細查看的話,就連這個科學救贖也充滿了偶然性。在1791年法國人把1米定義為地球子午線四千萬分之一,之后因為測量存在誤差發現地球并不是標準的球體,只能夠改用鉑銥合金米原器。所謂的科學基準,一開始竟然是建立在存在缺陷的假設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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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現在重新閱讀歐洲歷史,計量單位如同是一面照妖鏡。但丁在《神曲》當中書寫地獄寬度為三千英里,這就需要問一下:這是哪一個國家所使用的英里?伽利略在描述天體之間距離所使用的尺子,究竟是佛羅倫薩的布帛尺(長度為55厘米)還是威尼斯的建筑尺(長度為34厘米)?這樣的時空錯亂情況,使得所有涉及到數據的古代文獻都變成了羅生門。
不過,計量造假并不一定全部是出于惡意。在古代沒有全球交流的時候,地域性的計量是很自然的情況。真正需要警惕的是近代歐洲為構建古典輝煌,將不同時空的計量成就強行拼湊在一起。例如把埃及腕尺、希臘德拉克馬、羅馬磅放入同一個敘事當中,好像存在一脈相承的精確體系。
那么下次當你看到歐洲博物館里古幣標注著重量為4.24克的時候,你可以思索一下:這究竟是阿拉伯米思格的遺產,還是薩珊迪拉姆的遺產,亦或是馬其頓德拉克馬的遺產?三種文明采用相似的數值,究竟是傳承方面的巧合,還是后世整理者運用公制進行倒推標準化時所留下的痕跡?計量單位是不會欺騙人的,但是使用它們的人總是會留下調整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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